上谕

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：

本日翰林院奏侍讲黄绍箕呈进张之洞所著《劝学篇》据呈代奏一折。原书内、外各篇，朕详加披览，持论平正通达，于学术、人心大有裨益。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，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、抚、学政各一部，俾得广为刊布，实力劝导，以重名教而枉卮言。钦此。

序

昔楚庄王之霸也，以民生在勤箴其民，以日讨军实儆其军，以祸至无日训其国人。夫楚当春秋鲁文、宣之际，土方辟，兵方强，国势方张，齐、晋、秦、宋无敢抗颜行，谁能祸楚者，何为而急迫震惧如是之皇皇耶？君子曰：「不知其祸，则辱至矣；知其祸，则福至矣。」

今日之世变，岂特春秋所未有，抑秦、汉以至元、明所未有也。语其祸，则共工之狂、辛有之痛，不足喻也。庙堂旰食，乾惕震厉，方将改弦以调琴瑟，异等以储将相，学堂建，特科设，海内志士，发愤搤捥，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，虑害道者守旧学，莫衷于一。旧者因噎而食废，新者歧多而羊亡。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。不知通，则无应敌制变之术；不知本，则有非薄名教之心。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，新者愈厌旧，交相为愈，而恢诡倾危、乱名改作之流，遂杂出其说，以荡众心。学者摇摇，中无所主，邪说暴行，横流天下。敌既至，无与战，敌未至，无与安。吾恐中国之祸，不在四海之外，而在九州之内矣。

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、人才之盛衰，其表在政，其里在学。不佞承乏两湖，与有教士化民之责，夙夜兢兢，思有所以裨助之者。乃规时势，综本末，著论二十四篇，以告两湖之士、海内君子与我同志，亦所不隐。《内篇》务本以正人心，《外篇》务通以开风气。《内篇》九：曰《同心》，明保国、保教、保种为一义，手足利则头目康，血气盛则心志刚，贤才众多，国势自昌也。曰《教忠》，陈述本朝德泽深厚，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，以保国也。曰《明纲》，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，礼政之原本，人禽之大防，以保教也。曰《知类》，闵神明之胄裔，无沦胥以亡，以保种也。曰《宗经》，周、秦诸子，瑜不掩瑕，取节则可，破道勿听，必折衷于圣也。曰《正权》，辨上下，定民志，斥民权之乱政也。曰《循序》，先入者为主，讲西学必先通中学，乃不忘其祖也。曰《守约》，喜新者甘，好古者苦，欲存中学，宜治要而约取也。曰《去毒》，洋药涤染我民，斯活绝之，使无萌枿也。《外篇》十五：曰《益智》，昧者来攻，迷者有凶也。曰《游学》，明时势，长志气，扩见闻，增才智，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。曰《设学》，广立学堂，储为时用，为习帖括者击蒙也。曰《学制》，西国之强，强以学校，师有定程，弟有适从，授方任能，皆出其中，我宜择善而从也。曰《广译》，从西师之益有限，译西书之益无方也。曰《阅报》，眉睫难见，苦药难尝，知内弊而速去，知外患而豫防也。曰《变法》，专己袭常，不能自存也。曰《变科举》，所习所用，事必相因也。曰《农工商学》，保民在养，养民在教，教农工商，利乃可兴也。曰《兵学》，教士卒不如教将领，教兵易练，教将难成也。曰《矿学》，兴地利也。曰《铁路》，通血气也。曰《会通》，知西学之精意，通于中学，以晓固蔽也。曰《非弭兵》，恶教逸欲而自毙也。曰《非攻教》，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。

二十四篇之义，括之以五知：

一、知耻。耻不如日本，耻不如土耳其，耻不如暹罗，耻不如古巴。

二、知惧。惧为印度，惧为越南、缅甸、朝鲜，惧为埃及，惧为波兰。

三、知变。不变其习，不能变法。不变其法，不能变器。

四、知要。中学考古非要，致用为要。西学亦有别，西艺非要，西政为要。

五、知本。在海外不忘国，见异俗不忘亲，多智巧不忘圣。

凡此所说，窃尝考诸《中庸》而有合焉。鲁，弱国也，哀公问政，而孔子告之曰：「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」终之曰：「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」兹《内篇》所言，皆求仁之事也，《外篇》所言，皆求智求勇之事也。夫《中庸》之书，岂特原心杪忽、校理分寸而已哉？孔子以鲁秉礼而积弱，齐、邾、吴、越皆得以兵侮之，故为此言，以破鲁国臣民之聋聩，起鲁国诸儒之废疾，望鲁国幡然有为，以复文、武之盛。然则无学无力无耻，则愚且柔，有学有力有耻，则明且强。在鲁且然，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、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？

吾恐海内士大夫狃于晏安而不知祸之将及也，故举楚事。吾又恐甘于暴弃而不复求强也，故举鲁事。《易》曰：「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」惟知亡，则知强矣。

光绪二十四年三月，南皮张之洞书

内篇

同心第一

范文正为秀才时，即以天下为己任。程子曰：「一命之士，苟存心于利物，于人必有所济。」顾亭林曰：「保天下者，匹夫虽贱，与有责焉。」夫以秀才所任，任者几何？一命所济，济者几何？匹夫所责，责者几何？然而积天下之秀才，则尽士类；积天下之命官，则尽臣类；积天下之匹夫，则尽民类，若皆有持危扶颠之心、抱冰握火之志，则其国安于磐石，无能倾覆之者。是故人人亲其亲，长其长，而天下平；人人智其智，勇其勇，而天下强。大抵全盛之世，庠以劝学，官以兴能，朝廷明于上，则人才成于下；艰危之世，士厉其节，民激其气，直言以悟主，博学以济时，同心以救弊，齐力以捍患，人才奋于下则朝廷安于上。

昔春秋之季，周若赘旒。孔子诛乱贼，孟子明仁义，弟子布满天下，而周祚延二百馀年。七十子后学者，流衍益广。至西汉而儒术大兴，圣道昭明，功在万世。东汉末造，名节经学最盛，李、郭之气类，郑康成之门人，亦布满天下，一时朝野多重操行、尚名义之人，故卓、操不能遽篡，而蜀汉以兴。诸葛隐居躬耕而师友极盛，其人皆天下之毫［豪］杰，所讲明者天下之大计，故昭烈得之而成王业。曹魏迄隋，江北皆尚郑学，故北朝兵事纷纭而儒风不坠。隋王通讲道河、汾，门徒众盛，唐之佐命如房、杜、魏、薛，皆与交游其书虽有夸饰，其事不能尽诬，房、杜辈非必门人也，故贞观多贤而民得苏息。唐韩子推明道原，攘斥佛、老，尊孟子，赞伯夷，文宗六经，至北宋而正学大明，学统、文体皆本昌黎，由是大儒蔚起。宋代学术之中正、风俗之洁清，远过汉、唐。国脉既厚，故虽弱而不亡。宋儒重纲常，辨义利，朱子集其成，当时虽未竟其用，其弟子私淑亦布满天下，故元有许、刘、吴、廉诸儒，元虐以减。明尚朱学，中叶以后，并行王学，要皆以扶持名教、砥厉气节为事。三百年间，主昏于上，臣忠于下，明祚以延。咸丰以来，海内大乱次第削平，固由德泽深厚、庙算如神，亦由曾、胡、骆、左诸公声气应求于数千里之内，二贺熙龄，长龄、陶文毅、林文忠诸公提倡讲求于二十年以前，陈庆镛、袁端敏、吕文节、王茂荫诸公正言谠论于庙堂之上，有以致之。是故学术造人才，人才维国势，此皆往代之明效，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。

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，其说有三：一曰保国家，一曰保圣教，一曰保华种。夫三事一贯而已矣。保国、保教、保种，合为一心，是谓同心。保种必先保教，保教必先保国。种何以存？有智则存。智者，教之谓也。教何以行？有力则行。力者，兵之谓也。故国不威则教不循，国不盛则种不尊。回教，无理者也，土耳其猛鸷敢战而回教存。佛教，近理者也，印度蠢愚而佛教亡。波斯景教，国弱教改。希腊古教，若存若灭。天主耶稣之教行于地球十之六，兵力为之也。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，五帝三王明道垂法，以君兼师；汉、唐及明，宗尚儒术，以教为政；我朝列圣，尤尊孔、孟、程、朱，屏黜异端，纂述经义，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。故凡有血气，咸知尊亲。盖政教相维者，古今之常经，中西之通义。

我朝邦基深固，天之所佑，必有与立。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说，圣道虽高虽美，彼安用之？五经、四子，弃之若土苴。儒冠、儒服，无望于仕进。巧黠者充牧师，充刚巴度，充大写西人用华人为记室，名大写。椎鲁者谨纳身税，供兵匠隶役之用而已。愈贱愈愚，愚贱之久，则贫苦死亡，奄然澌灭。圣教将如印度之婆罗门，窜伏深山，抱守残缺；华民将如南洋之黑昆仑，毕生人奴，求免笞骂而不可得矣。

今日时局，惟以激发忠爱、讲求富强、尊朝廷、卫社稷为第一义。执政以启沃上心、集思广益为事，言官以直言极谏为事，疆吏以足食足兵为事，将帅以明耻教战为事，军民以亲上死长为事，士林以通达时务为事。君臣同心，四民同力，则洙泗之传、神明之胄，其有赖乎！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，保国也，而孔子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孟子守王道待后学，保教也，而汲汲焉忧梁国之危，望齐宣之王，谋齐民之安。然则舍保国之外，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？今日颇有忧时之士，或仅以尊崇孔学为保教计，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，而于国、教、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。《传》曰：「皮之不存，毛将安傅？」《孟子》曰：「能治其国家，谁敢侮之？」此之谓也。

教忠第二

自汉、唐以来，国家爱民之厚，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。请言其实：

三代有粟米、布缕、力役之征，盛唐有租庸调三等之赋，最称善政，已列多名。以后秦创丁口之钱、汉行算缗之法，隋责有司以增户口，唐括土户以代逃亡。唐及五季宋初有食盐钱，中唐、北宋有青苗钱，宋有手实法，金有推排民户物力之制，皆出于常例田赋力役之外。明万历行一条鞭法，丁粮尚分为二。明季又有辽饷、剿饷、练饷。至我朝，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旨，雍正四年定丁银并入钱粮之制，乾隆二十七年停编审之法帖，于是历代苛征，一朝豁除。赋出于田，田定于额，凡品官、士吏、百工、闲民，甚至里宅、货肆、钱业、银行，苟非家有田产、运货行商者，终身不纳一钱于官。顺治元年，即将前明三饷除免。康熙中，复减江苏地丁银四十万。雍正三年，减苏松一道地丁银四十五万，南昌一道地丁银十七万。乾隆二年，减江省地丁银二十万。同治四年，减江南地丁银三十万，减江南漕粮五十馀万石，浙江漕粮二十六万馀石。初制已宽，损之又损。是曰薄赋，仁政一也。

前代赐复蠲租，不过一乡一县。我朝康熙、乾隆两朝，普免天下钱粮八次，普免天下漕粮四次。嘉庆朝，复普免天下漕粮一次。至于水旱蠲缓，无年无之，动辄数百万。损上益下，合而计之，已逾京垓以上。是曰宽民，仁政二也。

历代赈恤，见于史传者为数有限，或发现有之仓，或移民就食。宋河北之灾，富弼仅劝民出粟十五万斛，益以官廪。曾巩仅请赐钱五十万贯，贷粟一百万石。杭州之灾，苏轼仅请度牒数百道。本朝凡遇灾荒，仁恩立霈，动辄巨万。即如光绪以来，赈恤之举，岁不绝书。丁丑戊寅之间，晋、豫、陕、直之灾赈款逾三千万金。此外畿辅、苏、浙、川、楚各省，每一次辄数百万，或百馀万，从古罕闻。以今日度支之匮乏、洋债之浩繁，而独于赈恤之款，虽多不惜，甚至减东朝之上供，发少府之私钱，出自慈恩，以期博济。是曰救灾，仁政三也。

前代国家大工大役，皆发民夫，行赍居送，官不给钱。长城、驰道、汴河之工无论矣，隋造东都，明造燕京，调发天下民夫工匠，海内骚动，死亡枕藉。以及汉凿子午，梁筑淮堰，唐开广运，宋议回河，民力为之困敝。本朝工役，皆给雇值，即如河工一端，岁修常数百万，有决口则千馀万，皆发库帑。沿河居民，不惟无累，且因以赡足焉。是曰惠工，仁政四也。

前代官买民物，名曰和买和籴，或强给官价，或竟不给价，见于唐宋史传奏议文集，最为民害。本朝宫中府中需用之物，一不累民。苏杭织造，楚粤材木，发帑购办，商民吏胥皆有沾润。但闻商贾因承办官工、承买官物而致富者矣，未闻商贾因采办上供之物而亏折者也。子产述郑商之盟曰：「无强贾，无丐夺。」于今见之。是曰恤商，仁政五也。

任土作贡，唐虞已然。汉之龙眼荔支，唐之禽鸟，明之鲥鱼，皆以至微之物而为官民巨害，其他贵重者可知。本朝此义虽存，所贡并无珍异。广东贡石砚、木香、黄橙、干荔之属，江南贡笺、扇、笔、墨、香、药之属，湖北贡茶、笋、艾、葛之属，他省类推，由官发钱，不扰地方。又如宋真宗修玉清昭应宫，所需木、石、金、锡、丹青之物，征发遍九州，搜罗穷山谷，致雁荡之山由此开通，始为人世所知。史书之曰：「及其成也。民力困竭。」宋徽宗兴花石纲，破屋坏城，等于劫夺，民不聊生，遂酿大乱。今内府上用，民不与知。是曰减贡，仁政六也。

前代游幸最为病民。汉唐宋以来，东封西祀，四海骚然。若明武宗北游宣大，南到金陵，狂恣败度，尤乖君德。至于秦隋，更无论矣。本朝屡次南巡，亦间有东巡西巡之事，大指皆以省方观民为主，勘河工，阅海塘，查灾问民瘼，召试求人才。所过郡县，必免钱粮。其桥道供张，除内帑官款外，大率皆出自盐商，或豁免积亏，或予以优奖。至今旧闻私记，但道其时市廛之丰盈、民情之悦豫，从无几微烦扰愁苦之词。是曰戒侈，仁政七也。

前代征伐多发民兵。汉选江淮之卒以征匈奴，唐劳关辅之师以讨南诏，田园荒芜，室家仳离，死伤过半，仅得生还。唐之府兵，明之屯卫，书生称为良法。然而本系农夫，强以战斗、征戍之苦，愁怨惨凄。司马温公尝论之矣，于忠肃尝改之矣。北宋签官军，刺义勇，练保甲，当时朝野病之。本朝军制，不累农民。除八旗禁旅外，乾隆以前多用绿营，嘉庆以后参用乡勇。其人由应募而来，得饷而喜，从无签派之事。是曰恤军，仁政八也。

前代国有大事，财用不足则科敛于民，汉唐以来皆然，今土司犹仍其俗。即如宋宣和将伐辽，则派天下出免夫钱六千二百万缗见蔡條《铁围山丛谈》。宣和中，创经制钱，绍兴以后，又有经总制钱、月桩钱、板帐钱、折帛钱，岁得数千万缗，并无奖叙。明季用兵，初加辽饷，继加剿饷，又加练饷，共加赋二千万。果如此法，筹饷易耳。本朝每遇河工军旅，则别为筹饷之策，不以科派民间。历年开设捐输，奖以官爵，并加广其学额中额。朝廷不惜为权宜之策，而终不忍朘小民之生。是曰行权，仁政九也。

自暴秦以后，刑法滥酷。两汉及隋，相去无几。宋稍和缓，明复严苛。本朝立法平允，其仁如天，具于《大清律》一书：一、无灭族之法；二、无肉刑；三、问刑衙门不准用非刑拷讯，犯者革黜；四、死罪中又分情实缓决，情实中稍有一线可矜者，刑部夹签声明请旨，大率从轻比者居多；五、杖一百者折责实杖四十，夏月有热审减刑之令，又减为三十二；六、老幼从宽；七、孤子留养；八、死罪系狱，不绝其嗣；九、军流徒犯，不过移徙远方，非如汉法，令为城旦、鬼薪，亦不比宋代流配沙门岛，额满则投之大海；十、职官妇女收赎，绝无汉输织室、唐没掖庭、明发教坊诸虐政。凡死罪必经三法司会核，秋审勾决之期，天子素服，大学士捧本，审酌再三，然后定罪。遇有庆典则停勾减等。一岁之中，（勾）决者天下不过二三百人，较之汉文帝岁断死刑四百，更远过之。若罪不应死而拟死者，谓之失入，应死而拟轻者，谓之失出。失入死罪一人，臬司、巡抚、兼管巡抚事之总督降一级调用，不准抵销。失出者，一案至五案，止降级留任；十案以上始降调，仍声明请旨。遇有疑狱，则诏旨驳查覆讯至于再三，平反无数，具见于历朝圣训。是曰慎刑，仁政十也。

昔南北分据之朝，中外阻绝之世，其横遭略卖没蕃陷虏之民，朝廷不复过问。本朝仁及海外，凡古巴诱贩之猪仔、美国被虐之华工，特遣使臣，与立专约，保护其身家，禁除其苛酷，此何异取内府之金以赎鲁人、拔三郡之民以归汉地耶！是曰覆远，仁政十一也。

前代黩武之朝，残民以逞。本朝武功无过康熙、乾隆两朝。其时逞其兵力，何求不得！然雅克萨既下而界碑定，恰克图交犯而商市开，越南来朝而即赦其罪，浩罕畏威而不利其土。自道光以至今兹，外洋各国屡来构衅，苟可以情恕理遣，即不惜屈己议和，不过为爱惜生民，不忍捐之于凶锋毒焰之下。假使因大院君之乱而取朝鲜，乘谅山之胜而收越南，夫亦何所不可者？是曰戢兵，仁政十二也。

本朝待士大夫最厚，与宋代等。两汉多任贵戚，北朝多任武将，六朝专用世家，赵宋滥登任子，甚至魏以宦寺、厮役典州郡，唐以乐工市侩为朝官，明以道士木匠为六卿。若元代则立法偏颇，高官重权专用蒙古色目人，而汉人南人不与。本朝立贤无方，嘉惠寒畯，辟雍驾临，试卷亲览，寒士儒臣与南阳近亲，丰镐旧族一体柄用。又汉魏诛戮大臣习为常事，唐则捶楚簿尉行杖朝堂，明则东厂北司毒刑廷杖专施于忠直之臣，碧血横飞，天日晦暗，尤为千古未有之虐政。本朝待士有礼，既无失刑，亦不辱士。又唐宋谪官于外，即日逐出国门，程期不得淹留，亲友不得饯送。明代宰相被逐，即日柴车就道。且前代每有党锢学禁，罚及累世，株连亲朋。本朝进退以礼，不以一眚废其终身。是曰重士，仁政十三也。

历代亲贵佞幸骄暴横行，最为民害。汉之外戚常侍，北魏之王族武臣，唐之贵主、禁军、五坊小儿、监军、敕使，元之僧徒贵族，明之藩府矿使、边军缇骑、方士乡官，胁辱官吏，残虐小民，流毒遍于天下。本朝一皆无之，政令清肃，民安其居。是曰修法，仁政十四也。

本朝笃念勋臣，优恤战士。其立功而袭封者无论矣。凡战阵捐躯者，但有一命，无不加赠官阶，给予世职，自三品轻车都尉至七品恩骑尉。即至外委生监殉难者，亦皆有之。本职或袭二十馀次，或袭三四次。袭次完时，均予恩骑尉，世袭罔替，皇祚亿万，其食禄即与为无穷。咸丰至今，京师、顺天府及各省奏请忠义恤典已至数百案。又职官虽非战功而没于王事，或积劳病故，亦官其子一人，名曰「难荫」。自汉迄明，其待忠义死事之臣，有如是之优渥者乎？是曰劝忠，仁政十五也。

此举其最大者。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殚书。

列圣继继绳绳，家法心法相承无改，二百五十馀年，薄海臣民日游于高天厚地之中，长养涵濡，以有今日。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，西史五十年以前，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？中国虽不富强，然天下之人，无论富贵贫贱，皆得俯仰宽然，有以自乐其生。西国国势虽盛，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，郁遏未伸，待机而发，以故弑君刺相之事，岁不绝书，固知其政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国者矣。

当此时世艰虞，凡我报礼之士、戴德之民，固当各抒忠爱，人人与国为体。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，拒之勿听，避之若浼，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。大顺所在，天必佑之，世岂有无良之民，如《小雅》所讥者哉？

明纲第三

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」，此《白虎通》引《礼纬》之说也。董子所谓「道之大原出于天。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」之义，本之。《论语》「殷因于夏礼，周因于殷礼」注：「所因，谓三纲五常。」此《集解》马融之说也，朱子《集注》引之。《礼记·大传》：「亲亲也，尊尊也，长长也，男女有别，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。」五伦之要，百行之原，相传数千年，更无异义。圣人所以为圣人，中国所以为中国，实在于此。故知君臣之纲，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；知父子之纲，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；知夫妇之纲，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。

尝考西国之制，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，而国君总统亦有散议院之权。若国君总统不以议院为然，则罢散之，更举议员再议。君主民主之国略同。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，威仪简略，堂廉不远，好恶易通。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，而亲爱过之。万里之外，令行威立，不悖不欺。每见旅华西人遇其国有吉凶事，贺吊忧乐，视如切身。是西国固有君臣之伦也。摩醯《十戒》，敬天之外，以孝父母为先。西人父母丧亦有服，服以黑色为缘。虽无祠庙、木主，而室内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、父母、兄弟之照像。虽不墓祭，而常有省墓之举，以插花冢上为敬。是西国固有父子之伦也家富子壮则出分，乃秦法。西人于其子，必教以一艺，年长艺成，则使之自谋生计，别居异财。临终分析财产，男子女子皆同，兼及亲友，非不分其子也。戒淫为十戒之一。西俗男女交际，其防检虽视中国为疏，然淫佚之人，国人贱之。议婚有限，父族母族之亲凡在七等以内者，皆不为婚。七等谓自父、祖、曾、高以上推至七代，母族亦然。故姑、舅、姨之子女，凡中表之亲，无为婚者。惟男衣毡布，女衣丝锦，燕会宾客，女亦为主，此小异于中国。《礼记·坊记》：「大飨废夫人之礼。」《左传·昭二十七年》：「公如齐，齐侯请飨之。子仲之子曰重，为齐侯夫人，曰请使重见。」是古有夫人与燕飨之礼，因有流弊，废之。女自择配，亦须请命父母，且订约，而非苟合。男不纳妾，此大异于中国。然谓之男女无别则诬。且西人爱敬其妻，虽有过当，而于其国家政事、议院、军旅、商之公司、工之厂局，未尝以妇人预之。是西国固有夫妇之伦也。圣人为人伦之至，是以因情制礼，品节详明。西人礼制虽略，而礼意未尝尽废。诚以天秩民彝，中外大同。人君非此不能立国，人师非此不能立教。乃贵洋贱华之徒，于泰西政治、学术、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，知亦不学，独援其秕政敝俗，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，饮食服玩，闺门习尚，无一不摹仿西人。西人每讥笑之。甚至中士文学聚会之事，亦以七日礼拜之期为节目。礼拜日亦名星期。机器局所以礼拜日停工者，以局内洋匠其日必休息，不得不然。近日微闻海滨洋界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，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，怵心骇耳，无过于斯。中无此政，西无此教，所谓非驴非马，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。

知类第四

种类之说，所从来远矣。《易·同人》之象曰：「君子以类族辨物。」《左氏传》曰：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神不歆非类，民不祀非族。」《礼记·三年问》曰：「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。」是知「有教无类」之说，惟我圣人如神之化能之，我中华帝王无外之治能之，未可概之他人也。

西人分五大洲之民为五种，以欧罗巴洲人为白种，亚细亚洲人为黄种，西南两印度人为棕色种，阿非利加洲人为黑种，美洲土人为红种。欧洲种类又自有别：俄为斯拉夫种，英、德、奥、荷为日耳曼种，法、意、日、比为罗马种，美洲才智者由英迁往，与英同为白种。同种者性情相近，又加亲厚焉。

西起昆仑，东至于海，南至于南海，北至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内外蒙古，南及沿海之越南、暹罗、缅甸、东中北三印度，东及环海之朝鲜、海中之日本日本地脉与朝鲜连，仅隔一海峡。其地同为亚洲，其人同为黄种，皆三皇五帝声教之所及，神明胄裔种族之所分。隋以前佛书谓之「震旦」，今西人书籍文字，于中国人统谓之曰「蒙古」以欧洲与中国通，始于元太祖故，俄国语言呼中国人曰「契丹」，是为亚洲同种之证。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气，故昼夜适均，寒燠得中。其人秉性灵淑，风俗和厚，邃古以来称为最尊最大最治之国。文明之治，至周而极，文胜而敝，孔子忧之。历朝一统，外无强邻，积文成虚，积虚成弱。欧洲各国开辟也晚，郁积勃发，斗力竞巧，各自摩厉，求免灭亡，积惧成奋，积奋成强。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懵然罔觉，五十年来，屡鉴不悛，守其傲惰，安其偷苟，情见势绌，而外侮亟矣。

方今海内之士，感概发愤、竭智尽忠、求纾国难者，固不乏人。而昏墨之人，则视国家之休戚漠然无动于其心，意谓此非发捻之比，中华虽沦，富贵自在，方且乘此阽危，恣为贪黩，以待合西伙，为西商，徙西地，入西籍。而莠民邪说甚至诋中国为不足有为，讥圣教为无用，分同室为畛域，引彼法为同调，日夜冀幸天下有变，以求庇于他人。若此者，仁者谓之悖乱，智者谓之大愚。印度属于英矣，印度土人为兵为弁，不得为武员，不得入学堂也。越南属于法矣，华人身税有加，西人否也，华人无票游行有禁，西人否也。古巴属于西班牙矣，土人不能入议院也。美国开辟之初，则赖华工，今富盛之后，则禁华工，而西工不禁也。近年有道员某，吞蚀公款数十万金，存于德国银行，其人死后，银行遂注销其帐，惟薄给息而已。夫君子不以所恶废乡，故王猛死不伐晋，钟仪囚不忘楚，若今日不仁、不智、不耻为人役之人，君子知乐大心之卑宋，必亡其家；韩非之覆韩，必杀其身矣。

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：「春，叔孙婼聘于宋，桐门右师见之。杜注：右师，乐大心，居桐门。语卑宋大夫而贱司城氏。昭子告其人曰：‘右师其亡乎！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，是以有礼。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，是贱其身也，能有礼乎？无礼必亡。’」《定公九年·传》：「逐桐门右师。」注：终叔孙昭子之言。

《左传·哀公八年》：「吴为邾故，将伐鲁，问于叔孙辄。叔孙辄对曰：‘鲁有名而无情，伐之必得志焉。’退而告公山不狃。公山不狃曰：‘非礼也。君子违，不适雠国，未臣而有伐之，奔命焉，死之可也。所托也则隐。且夫人之行也，不以所恶废乡。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，不亦难乎？’」

《通鉴》卷六：「秦王下吏治韩非，非自杀。臣光曰：‘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，爱其国以及人之国，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。今非为秦画谋，而首欲覆其宗国，以售其言，罪固不容于死矣，乌足愍哉！’」

宗经第五

衰周之季，道术分裂，诸子蜂起，判为九流十家。惟其意在偏胜，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显。其中理之言，往往足以补经义乾嘉诸儒以诸子证经文音训之异同，尚未尽诸子之用，应世变。然皆有钓名侥利之心，故诡僻横恣不合于大道者亦多矣。即如皇子贵衷，田子贵均，墨子贵兼，料子贵别，王廖贵先，兒良贵后，此不过如扁鹊，适周则为老人医，适秦则为小儿医，聊以适时自售耳，岂其情哉！

自汉武始屏斥百家，一以六艺之科为断。今欲通知学术流别，增益才智，针起瘖聋跛躄之陋儒，未尝不可兼读诸子，然当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。刘向论《晏子春秋》曰：「文章可观，义理可法，合于六经之义。」斯可为读诸子之准绳矣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「若能修六艺之术，观九家之言，舍短取长，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。」意与此同。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，因材因时，言非一端，而要归于中正。故九流之精，皆圣学之所有也，九流之病，皆圣学之所黜也。

诸子之驳杂，固不待言，兹举其最为害政害事而施于今日必有实祸者，如《老子》尚无事则以礼为乱首，主守雌则以强为死徒，任自然则以有忠臣为乱国。《庄子》齐尧桀，黜聪明，谓凡之亡不足以为亡，楚之存不足以为存。此不得以寓言为解。《列子·杨朱篇》惟纵嗜欲，不顾毁誉。《管子》谓「惠者，民之仇雠，法者，民之父母。」其书羼杂伪证最多，故兼有道、法、名、农、阴阳、纵横之说。《墨子》除《兼爱》已见斥于《孟子》外，其《非儒》、《公孟》两篇至为狂悍，《经》上下、《经说》上下四篇，乃是名家清言，虽略有算学、重学、光学之理，残不可读，无裨致用。《荀子》虽名为儒家，而非十二子，倡性恶，法后王，杀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一传之后，即为世道经籍之祸。申不害专用术，论卑行鄙，教人主以不诚。《韩非子》及他书所引。韩非用申之术，兼商之法，惨刻无理，教人主以不任人，不务德。商鞅暴横，尽废孝弟仁义，无足论矣。此外若《吕览》多存古事，大致近儒。《晏子》兼通儒墨，瑕瑜互见。刘向谓曰：「其中诋孔子者为辩士伪托。」《战国策》考见世变，势不能废。晁公武以《战国策》入子部，今入史部。《孙》、《吴》、《尉缭》，兵家专门，尚不害道。《孙子》惟《用间》篇末有谬语，《尉缭》惟《兵令》篇末有谬语。尹文、慎到、鹖冠、尸佼，可采无多。至于公孙龙巧言无实，鬼谷阴贼可鄙，皆不足观。又如《关尹子》多剿佛书并有后世道书语，《文子》全袭《淮南》，皆出作伪。西汉儒家诸子，如贾长沙、董江都、刘子政，皆为儒家巨子，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，最为纯正。《新书》已多残缺，《春秋繁露》精义颇多。惟董治《公羊》多墨守后师之说，几陷大愚之诛，宜分别观之。《法言》文藻而已，《孔丛》、《家语》甚多精言，兼存孔门行事，虽有附益，要皆有本，近人概斥为王肃诸人伪作，未免太苛。道家如《淮南》，可资考古，间有精理。大抵诸家纰缪易见，学者或爱其文采，或节取一义，苟非天资乖险，鲜有事事则效、实见施行者。独《老子》见道颇深，功用较博，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，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，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，其害亦为最巨。功在西汉之初，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，是养成顽钝积弱不能自振之中华者，老氏之学为之也。「大巧若拙」一语最害事，此谓世俗趋避钻刺之巧则可矣，若步天测地，工作军械，巧者自巧，拙者自拙，岂有巧拙相类之事哉！数十年来，华人不能扩充智慧者，皆为此说所误。故学老者病痿痹，学馀子者病发狂。董子曰：「正朝夕者视北辰，正嫌疑者视圣人。若不折衷于圣经，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，坠入于泥，亦必死矣。」

不独诸子然也，群经简古，其中每多奥旨异说，或以篇简摩灭，或出后师误解。汉兴之初，曲学阿世以冀立学。哀平之际，造谶益纬以媚巨奸。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，如文王受命、孔子称王之类。此非七十子之说，乃秦汉经生之说也，而说《公羊春秋》者为尤甚。新周王鲁，以《春秋》当新王。乾嘉诸儒，嗜古好难，力为阐扬，其风日肆，演其馀波，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，如禁方奇药，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。假如近儒《公羊》之说，是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喜也。

窃惟诸经之义，其有迂曲难通、纷歧莫定者，当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折衷之。《论》、《孟》文约意显，又群经之权衡矣。伊川程子曰：穷得《语》、《孟》自有要约处，以此观他经甚省力。《语》、《孟》如丈尺权衡相似。道光以来，学人喜以纬书、佛书讲经学。光绪以来，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。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，故为此说以规之。

正权第六

今日愤世疾俗之士，恨外人之欺凌也，将士之不能战也，大臣之不变法也，官师之不兴学也，百司之不讲求工商也，于是倡为民权之议，以求合群而自振。

嗟乎！安得此召乱之言哉！民权之说，无一益而有百害。

将立议院欤？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，环球之大势不知，国家之经制不晓，外国兴学、立政、练兵、制器之要不闻，即聚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，明者一，暗者百，游谈呓语，将焉用之？且外国筹款等事重在下议院，立法等事重在上议院，故必家有中资者乃得举议员。今华商素鲜巨资，华民又无远志，议及大举筹饷，必皆推诿默息，议与不议等耳。此无益者一。

将以立公司、开工厂欤？有资者自可集股营运，有技者自可合伙造机，本非官法所禁，何必有权？且华商陋习，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，若无官权为之惩罚，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。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，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，假冒牌名，工匠哄斗，谁为禁之？此无益者二。

将以开学堂欤？从来绅富捐资创书院、立义学、设善堂，例予旌奖，岂转有禁开学堂之理？何必有权？若尽废官权，学成之材既无进身之阶，又无饩廪之望，其谁肯来学者？此无益者三。

将以练兵御外国欤？既无机厂以制利械，又无船澳以造战舰，即欲购之外洋，非官物亦不能进口，徒手乌合岂能一战？况兵必需饷，无国法岂能抽厘捐？非国家担保岂能借洋债？此无益者四。

方今中华诚非雄强，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，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。使民权之说一倡，愚民必喜，乱民必作，纪纲不行，大乱四起，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？且必将劫掠市镇，焚毁教堂，吾恐外洋各国必藉保护为名，兵船陆军深入占踞，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，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者矣。或谓朝廷于非理要求可诿之民权不愿，此大误也。若我自云国家法令不能制服，彼将自以兵力胁之。

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，举国怨愤，上下相攻，始改为民主之国。我朝深仁厚泽，朝无苛政，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祸天下哉！此所谓有百害者也。

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，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，民间可以发公论、达众情而已，但欲民申其情，非欲民揽其权。译者变其文曰民权，误矣。美国人来华者，自言其国议院公举之弊，下挟私，上偏徇，深以为患。华人之称羡者，皆不加深考之谈耳。近日摭拾西说者，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，益为怪妄。此语出于彼教之书，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灵，人人各有智虑聪明，皆可有为耳，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，尤大误矣。泰西诸国，无论君主、民主、君民共主，国必有政，政必有法，官有官律，兵有兵律，工有工律，商有商律，律师习之，法官掌之，君民皆不得违其法。政府所令，议员得而驳之；议院所定，朝廷得而散之。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，安得曰人人自主哉！夫一哄之市必有平，群盗之中必有长。若人皆自主，家私其家，乡私其乡，士愿坐食，农愿蠲租，商愿专利，工愿高价，无业贫民愿劫夺，子不从父，弟不尊师，妇不从夫，贱不服贵，弱肉强食不尽，灭人类不止。环球万国必无此政，生番蛮獠亦必无此俗。至外国今有自由党，西语实曰「里勃而特」，犹言事事公道，于众有益，译为「公论党」可也，译为「自由」非也。

若强中御外之策，惟有以忠义号召合天下之心，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，乃天经地义之道，古今中外不易之理。昔盗跖才武拥众，而不能据一邑，田畴德望服人，而不能拒乌桓，祖逖智勇善战，在中原不能自立，南依于晋而遂足以御石勒。宋弃汴京而南渡，中原数千里之遗民人人可以自主矣，然两河结寨，陕州婴城，莫能自保，宋用韩、岳为大将而成破金之功。八字军亦太行民寨义勇也，先以不能战为人欺，刘锜用之而有顺昌之捷。赵宗印起义兵于关中，连战破敌，王师败于富平，其众遂散，迨宋用吴玠、吴璘为将而后保全蜀之险。盖惟国权能御敌国，民权断不能御敌国，势固然也。曾文正名为起家办团练矣，其实自与发匪接战以来，皆是募勇营，造师船，济以国家之饷需，励以国家之赏罚，而以耿耿忠义、百折不回之志气激厉三军，感发海内，故能成戡定之功。岂团练哉！岂民权哉！

或曰：民权固有弊矣，议院独不可设乎？曰：民权不可僭，公议不可无。凡遇有大政事，诏旨交廷臣会议，外吏令绅局公议，中国旧章所有也。即或咨询所不及，一省有大事，绅民得以公呈达于院司道府，甚至联名公呈于都察院。国家有大事，京朝官可陈奏，可呈请代奏。方今朝政清明，果有忠爱之心，治安之策，何患其不能上达？如其事可见施行，固朝廷所乐闻者。但建议在下，裁择在上，庶乎收群策之益，而无沸羹之弊，何必袭议院之名哉！此时纵欲开议院，其如无议员何？此必俟学堂大兴，人才日盛，然后议之，今非其时也。

循序第七

今欲强中国，存中学，则不得不讲西学。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，端其识趣，则强者为乱首，弱者为人奴，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。近日英国洋文报讥中国不肯变法自强，以为专信孔教之弊，此大误也。彼所翻四书五经，皆俗儒村师解释之理，固不知孔教为何事，无责焉耳。浅陋之讲章，腐败之时文，禅寂之性理，杂博之考据，浮诞之词章，非孔门之学也。簿书文法，以吏为师，此韩非、李斯之学，暴秦之政所从出也，俗吏用之；以避事为老成，以偷惰为息民，以不除弊为养元气，此老氏之学，历代末造之政所从出也，巧宦用之：非孔门之政也。孔门之学，博文而约礼，温故而知新，参天而尽物。孔门之政，尊尊而亲亲，先富而后教，有文而备武，因时而制宜。孔子集千圣，等百王，参天地，赞化育，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、墨翟所非者哉！今日学者，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，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、九州之风土，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，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、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，斯有其益而无其害。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馐，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可施药石，西学必先由中学，亦犹是矣。华文不深者，不能译西书。

外国各学堂每日必诵耶稣经，示宗教也。小学堂先习蜡丁文，示存古也。先熟本国地图，再览全球图，示有序也。学堂之书，多陈述本国先君之德政，其公私乐章多赞扬本国之强盛，示爱国也。如中士而不通中学，此犹不知其姓之人、无辔之骑、无柁之舟，其西学愈深，其疾视中国亦愈甚，虽有博物多能之士，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！

守约第八

儒术危矣。以言乎迩，我不可不鉴于日本。以言乎远，我不可不鉴于战国。昔战国之际，儒术几为异学诸家所轧。吾读司马谈之《论六家要指》而得其故焉，其说曰：「儒家者流，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。」何以寡要少功？由于有博无约。如此之儒，止可列为九流之一耳，焉得为圣？焉得为贤？老诟儒曰：「绝学无忧。」又以孔子说十二经为大谩。墨诟儒曰：「累寿不能尽其学。」墨子又教其门人公尚过不读书。法诟儒曰：「藏书策，修文学，用之则国乱。」《韩非子》语大率诸子所操之术，皆以便捷放纵投世人之所好，而以繁难无用诬儒家，故学者乐闻而多归之。

夫先博后约，孔孟之教所同。而处今日之世变，则当以孟子守约施博之说通之。且孔门所谓博，非今日所谓博也。孔孟之时，经籍无多，人执一业，可以成名，官习一事，可以致用，故其博易言也。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，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。即以经而论，古言古义，隐奥难明，讹舛莫定，后师群儒之说解纷纭百出，大率有确解定论者不过什五而已。沧海横流，外侮洊至，不讲新学则势不行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。再历数年，苦其难而不知其益，则儒益为人所贱。圣教儒书，寝微寝灭，虽无嬴秦坑焚之祸，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，此可为大惧者矣。尤可患者，今日无志之士本不悦学，离经畔道者尤不悦中学，因倡为中学繁难无用之说，设淫辞而助之攻，于是乐其便而和之者益众，殆欲立废中学而后快。是惟设一易简之策以救之，庶可以间执雠中学者之口，而解畏难不学者之惑。

今欲存中学，必自守约始，守约必自破除门面始。爰举中学各门求约之法，条列于后。损之又损，义主救世，以致用当务为贵，不以殚见洽闻为贤。十五岁以前诵《孝经》、四书五经正文，随文解义，并读史略、天文、地理、歌括、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。自十五岁始，以左方之法求之，统经史、诸子、理学、政治、地理、小学各门，美质五年可通，中材十年可了。若有学堂专师，或依此纂成学堂专书，中材亦五年可了，而以其间兼习西文。过此以往，专力讲求时政，广究西法。其有好古研精不骛功名之士愿为专门之学者，此五年以后博观深造，任自为之。然百人入学必有三五人愿为专门者。是为以约存博，与子夏所谓「博学近思」、荀子所谓「以浅持博」亦有合焉。大抵有专门箸［著］述之学，有学堂教人之学。专门之书，求博求精，无有底止，能者为之，不必人人为之也。学堂之书，但贵举要切用，有限有程，人人能解，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。西人天文格致一切学术皆分专门学堂与普通学堂为两事。将来入官用世之人，皆通晓中学大略之人。书种既存，终有萌蘖滋长之日，吾学吾书庶几其不亡乎！

一、经学通大义

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，谓之大义。凡大义必明白平易，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，非大义也。《易》之大义，阴阳消长；《书》之大义，知人安民；《诗》之大义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《诗谱序》：「论功颂德、所以将顺其美；刺过讥失、所以匡救其恶。」；《春秋》大义，明王道，诛乱贼；《礼》之大义，亲亲，尊尊，贤贤；《周礼》大义，治国、治官、治民三事相维太宰建邦之六典，治典，经邦国，治官府，纪万民，其馀教典、礼典、政典、刑典、事典，皆国、官、民三义并举。盖官为国与民之枢纽，官不治则国、民交受其害。此为《周礼》一经专有之义，故汉名《周官经》，唐名《周官礼》。此总括全经之大义也。如《十翼》之说《易》，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左传》之说《书》，大小序之说《诗》，《孟子》之说《春秋》，《戴记》之说《仪礼》，皆所谓大义也。欲有要而无劳，约有七端：

一、明例。谓全书之义例。《毛诗》以训诂音韵为一要事，熟于《诗》之音训则诸经之音训皆可隅反。

一、要指。谓今日尤切用者，每一经少则数十事，多则百馀事。

一、图表。诸经图表皆以国朝人为善。谱与表同。

一、会通。谓本经与群经贯通之义。

一、解纷。谓先儒异义、各有依据者，择其较长一说主之，不必再考，免耗日力。大率国朝人说而后出者较长。

一、阙疑。谓隐奥难明、碎义不急者，置之不考。

一、流别。谓本经授受之源流、古今经师之家法。考其最著而今日有书者。

以上七事，分类求之，批郤导窾，事半功倍。

大率群经以国朝经师之说为主。《易》则程传与古说兼取并不相妨。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学》、《庸》，以朱注为主，参以国朝经师之说。《易》止读程传及孙星衍《周易集解》孙书兼采汉人说及王弼注。《书》止读孙星衍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。《诗》止读陈奂《毛诗传疏》。《春秋左传》止读顾栋高《春秋大事表》。《春秋公羊传》止读孔广森《公羊通义》国朝人讲《公羊》者，惟此书立言矜慎，尚无流弊。《春秋·榖梁传》止读钟文烝《榖梁补注》。《仪礼》止读胡培翚《仪礼正义》。《周礼》止读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。《礼记》止读朱彬《礼记训纂》。钦定七经传说义疏皆学者所当读，故不备举。《论》、《孟》除朱注外，《论语》有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，《孟子》有焦循《孟子正义》，可资考证古说，惟义理仍以朱注为主。《孝经》即读通行注本，不必考辨。《尔雅》止读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。《五经总义》止读陈澧《东塾读书记》、王文简引之《经义述闻》。《说文》止读王筠《说文句读》兼采段、严、桂、钮诸家，明白详慎，段注《说文》太繁而奥，俟专门者治之。

以上所举诸书，卷帙已不为少，全读全解亦须五年。宜就此数书中择其要义先讲明之，用韩昌黎提要钩元之法，就元本加以钩乙标识。但看其定论，其引征辨驳之说不必措意。若照前说七端节录纂集以成一书，皆采旧说，不参臆说一语，小经不过二卷，大经不过二卷，尤便学者。此为学堂说经义之书，不必章释句解，亦不必录本经全文。盖十五岁以前诸经全文已读，文义大端已解矣。师以是讲，徒以是习，期以一年或一年半毕之。如此治经，浅而不谬，简而不陋，即或废于半途，亦不至全无一得。有经义千馀条以开其性识，养其本根，则终身可无离经畔道之患。总之，必先尽破经生箸［著］述之门面方肯为之，然已非村塾学究科举时流之所能矣。

一、史学考治乱典制

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：一事实，一典制。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，无关者置之。典制择其考见世变，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，无所取者略之。事实求之《通鉴》，通鉴之学《资治通鉴》、《续通鉴》、《明通鉴》，约之以读《纪事本末》。典制求之正史、二《通》。正史之学，约之以读志及列传中奏议。如《汉·郊祀》、《后汉·舆服》、《宋·符瑞礼乐》、历代《天文》、《五行》，元以前之《律历》、唐以后之《艺文》，可缓也。地理止考有关大事者。水道止考今日有用者。官制止考有关治理者。如古举今废，名存实亡，暂置屡改，寄禄虚封，闲闲曹杂流，不考可也。二《通》之学，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约之以节本，不急者乙之。《通考》取十之三，《通典》取十之一，足矣。国朝人有《文献通考详节》，但一事中最要之原委条目，有应详而不详者，內又有数门可不考者。《通志·二十略》，知其义例可也。考史之书，约之以读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王氏《商榷》可节取，钱氏《考异》精于考古，略于致用，可缓。史评约之以读《御批通鉴辑览》。若司马公《通鉴》论，义最纯正，而专重守经。王夫之《通鉴论》、《宋论》，识多独到，而偏好翻案。惟御批最为得中而切于经世之用。此说非因尊王而然，好学而更事者读之自见。凡此皆为通今致用之史学。若考古之史学，不在此例。

一、诸子知取舍

可以证发经义者及别出新理而不悖经义者取之，显悖孔孟者弃之，说详《宗经》篇。

一、理学看学案

五子以后宋明儒者，递相沿袭，探索幽渺，辨析朱陆，掊击互起，出入佛老，界在微茫，文体多仿宗门语录，质而近俚。高明者厌倦而不观，谨愿者惝恍而无得。理学不绝，如线焉耳。惟读学案，可以兼考学行，甄综流派。黄梨洲《明儒学案》成于一手，宗旨明显而稍有门户习气。全谢山《宋元学案》成于补辑，选录较宽而议论持平。学术得失，了然易见。两书甚繁，当以提要钩元之法读之，取其什之二即可。通此两书，其馀理学家专书可缓矣。惟《朱子语类》，原书甚多，学案所甄录者未能尽见朱子之全体真面，宜更采录之。陈兰甫《东塾读书记·朱子》一卷最善。

一、词章读有实事者

一为文人，便无足观。况在今日，不惟不屑，亦不暇矣。然词章有奏议书牍记事之用，不能废也，当于史传及专集、总集中择其叙事述理之文读之，其他姑置不读。若学者自作，勿为钩章棘句之文，勿为浮诞嵬琐之诗，则不至劳精损志矣。朱子曰：「欧、苏文好处，只是平易说道理，初不曾使差异底字，换却寻常底字。」又曰：「作文字须是靠实说，不可架空细巧。大率七八分实，二三分文。欧文好者，只是靠实而有条理。」

一、政治书读近今者

政治以本朝为要。百年以内政事，五十年以内奏议，尤为切用。

一、地理考今日有用者

地理专在知今：一、形势；一、今日水道先考大川；一、物产；一、都会；一、运道；一、道路；一、险要；一、海陆边防；一、通商口岸。若《汉志》之证古，《水经注》之博文，姑俟暇日考之可也。考地理必有图，以今图为主，古图备考。此为中学地理言。若地球全形，外洋诸国，亦须知其方域广狭、程途远近、都会海口、寒暖险易、贫富强弱。按图索之，十日可毕。暂可不必求详，重在俄、法、德、英、日本、美六国，其馀可缓。

一、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

西人精算，而算不足以尽西艺，其于西政更无与矣。天文、地图、化、力、光、电，一切格物制造，莫不有算，各视所业何学，即习可学之算，取足应用而止。如是则得实用而有涯涘。今世学人治算学者如李尚之、项梅侣、李壬叔诸君，专讲算理，穷幽极微，欲卒其业，皓首难期。此专家之学，非经世之具也。算学西多中少，因恐求备求精有妨中学，故附于此。

一、小学但通大旨大例

中学之训诂，犹西学之翻译也。欲知其人之意，必先晓其人之语。去古久远，经文简奥，无论汉学、宋学，断无读书而不先通训诂之理。近人厌中学者动诋训诂，此大谬可骇者也。伊川程子曰：「凡看文字，先须晓其文义，然后可求其意，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。」朱子曰：「训诂则当依古注。」又曰：「后生且教他依本子认得训诂文义分明为急，今人多是躐等妄作，诳误后生，其实都晓不得也。」又曰：「汉儒可谓善说经者，不过只说训诂，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。」又曰：「向议欲刊《说文》，不知韩丈有意否，因赞成之为佳。」朱子所注各经，训诂精审，考据《说文》者甚多。《潜夫论》：「圣为天口，贤为圣译。」可谓善譬。若不通古音古义而欲解古书，何异不能译西文而欲通西书乎！惟百年以来，讲《说文》者终身钻研，汩没不反，亦是一病。要之，止须通其大旨大例，即可应用。大旨大例者，解六书之区分，通古今韵之隔阂，识古籀篆之原委，知以声类求义类之枢纽，晓部首五百四十字之义例。至名物无关大用如水部自有专书，示部多列祭礼，舟车今制为详，草虫须凭目验，皆不必字字深求者也。说解间有难明，义例偶有抵牾，则阙之不论。许君书既有脱逸，复多奥义，但为求通六书，不为究极许学，则功力有限断矣。得明师说之，十日粗通，一月大通，引申触类，存乎其人，何至有废时破道之患哉！若废小学不讲，或讲之故为繁难，致人厌弃，则经典之古义茫昧，仅存迂浅俗说，后起趋时之才士，必皆薄圣道为不足观，吾恐终有经籍道熄之一日也。

如资性平弱，并此亦畏难者，则先读《近思录》、《东塾读书记》、《御批通鉴辑览》、《文献通考详节》，果能熟此四书，于中学亦有主宰矣。

去毒第九

悲哉！洋烟之为害，乃今日之洪水猛兽也。然而殆有甚焉。洪水之害，不过九载，猛兽之害，不出殷都。洋烟之害，流毒百馀年，蔓延二十二省，受其害者数十万万人，以后浸淫尚未有艾，废人才，弱兵气，耗财力近年进口洋货价八千馀万，出口土货可抵五千馀万，洋药价三千馀万，则漏卮也。是中国不贫于通商，而贫于吸洋烟也。，遂成为今日之中国矣。而废害文武人才，其害较耗财而又甚焉。志气不强，精力不充，任事不勤，日力不多，见闻不广，游历不远，用度不节，子息不蕃，更数十年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已。

昔者国家尝严刑峻法以禁之而不效。天祸中国，谁能除之？

然而吾意以为不然。《论语》曰：「齐之以刑，免而无耻。」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」是法所不能治者，名得而治之。顾亭林曰：「以法治人，不若以名治人。」《学记》曰：「君子如欲化民成俗，其必由学乎！」是政所不能化者，学得而化之。何也？中国吸烟之始，由于懒惰，懒惰由于无事，无事由于无所知，无所知由于无见闻。士之学取办于讲章墨卷，官之学取办于例案，兵之学取办于钝器老阵，如是已足。近日宋学、汉学、词章、百家之学亦皆索之故纸，发为空言，不必征诸实事，考诸万物。农无厚利，地无异产，工无新器，商无远志，行旅无捷途，大率皆可以不勤动、不深思、不广交、不远行而得之。陋生拙，拙生缓，缓生暇，暇生废，于是嗜好中之，此皆不学之故也。若学会广兴，文武道艺，城乡贵贱无有不学，弱者学之于阅报，强者学之于游历，其君子胸罗五洲，其小人思穷百艺，方且欲上测行星，下穷地隔，旁探南北极，岂尚有俾昼作夜、终老于一灯一榻者？导之且不为，况禁之哉！故曰：兴学者，戒烟之药也。

近日海内志士伤时念乱，怵然有人类灭绝之忧。上海、扬州均有戒烟会，其说大抵各自治其所属之人，如吸烟者，主不以为仆，师不以为士，将不以为兵，田主不以为佣，商贾不以为伙，匠师不以为工。凡以治愚贱之人而已。夫不治富贵智能之人，则将吏、师长、田主、工师不乏吸烟者，彼恃有逃墨归杨之薮，犹不戒也；且官师皆无常职，彼视其官师如传舍，亦不戒也。吾谓惟在以学治智能少壮之人，愚贱者视吾力所能及者治之，衰老者听之。十年之后，此智能少壮之士大率皆富贵成立，或有位，或有家，因以各治其所属之人，三十年而绝矣。今各省多创立学会，谓宜即以戒烟会附之而行，无论何学会皆列此一条：四十岁以上戒否听其便，四十岁以下者不戒烟不得入会。家训训此，乡约约此，学规规此。剥穷则反，此其时乎！

孔子曰：「知耻近乎勇。」孟子曰：「不耻不若人，何若人有？」夫以地球万国鄙恶不食之鸩毒，独我中华乃举世寝馈湛溺于其中，以自求贫弱死亡。古今怪变，无过于此。使孔孟复生，以明耻教天下，其必自戒烟始矣。

外篇

益智第一

自强生于力，力生于智，智生于学。孔子曰：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」未有不明而能强者也。人力不能敌虎豹，然而能禽之者，智也。人力不能御大水堕高山，然而能阻之开之者，智也。岂西人智而华人愚哉？欧洲之为国也多，群虎相伺，各思吞噬，非势均力敌，不能自存，故教养富强之政，步天测地、格物利民之技能，日出新法，互相仿效，争胜争长。且其壤地相接，自轮船、铁路畅通以后，来往尤数，见闻尤广，故百年以来，焕然大变，三十年内，进境尤速，如家处通衢，不问而多知，学有畏友，不劳而多益。中华春秋、战国、三国之际，人才最多，累朝混一以后，傫然独处于东方，所与邻者，类皆陬澨蛮夷，沙漠蕃部，其治术学术，无有胜于中国者，惟是循其旧法，随时修饬，守其旧学，不逾范围，已足以治安而无患。迨去古益远，旧弊日滋，而旧法、旧学之精意渐失。今日五洲大通，于是相形而见绌矣。假使西国强盛开通，适当我圣祖高宗之朝，其时朝廷恢豁大度，不欺远人，远识雄略，不囿迂论，而人才众多，物力殷阜，吾知必已遣使通问，远游就学，不惟采其法、师其长，且可引为外惧，藉以儆我中国之泄沓，戢我中国之盈侈，则庶政百能，未必不驾而上之。乃通商用兵，待至道光之季，其时西国国势愈强，中国人才愈陋，虽被巨创，罕有儆悟，又有发匪之乱，益不暇及。林文忠尝译《四洲志》、《万国史略》矣，然任事而不终；曾文正尝遣学生出洋矣，然造端而不寿；文文忠创同文馆，遣驻使，编西学各书矣，然孤立而无助。迂谬之论，苟简之谋，充塞于朝野，不惟不信不学，且诟病焉。一儆于台湾生番，再儆于琉球，三儆于伊犁，四儆于朝鲜，五儆于越南、缅甸，六儆于日本。祸机急矣，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故，骄玩如故。天自牖之，人自塞之，谓之何哉！

夫政刑兵食，国势邦交，士之智也；种宜土化，农具粪料，农之智也；机器之用，物化之学，工之智也；访新地，创新货，察人国之好恶，较各国之息耗，商之智也；船械营垒，测绘工程，兵之智也。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，非所谓奇技淫巧也。华人于此数者，皆主其故常，不肯殚心力以求之。若循此不改，西智益智，中愚益愚，不待有吞噬之忧，即相忍相持，通商如故，而失利损权，得粗遗精，将冥冥之中，举中国之民，已尽为西人之所役矣。役之不已，吸之、朘之不已，则其究必归于吞噬而后快。是故智以救亡，学以益智，士以导农工商兵。士不智，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。政治之学不讲，工艺之学不得而行也。大抵国之智者，势虽弱，敌不能灭其国；民之智者，国虽危，人不能残其种。印度属于英，浩罕、哈萨克属于俄，阿非利加分属于英、法、德，皆以愚而亡。美国先属于英，以智而自立。古巴属于西班牙，以不尽愚而复振。求智之法如何？一曰去妄，二曰去苟。固陋虚骄，妄之门也；侥幸怠惰，苟之根也。二蔽不除，甘为牛马土芥而已矣。

愚民辨

三年以来，外强中弱之形大著。海滨人士，稍稍阅《万国公报》，读沪局译书，接西国教士，渐有悟华民之智不若西人者，则归咎于中国历代帝王之愚其民，此大谬矣。《老子》曰：「有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」此李斯、韩非之学，暴秦之政也，于历代何与焉？汉求遗书，尊六经，设博士，举贤良，求茂才异等，绝国使才，非愚民也。唐设科目多至五十馀，宋广立学校，并设武学，明洪武三年开科，经义以外，兼考书、算、骑、射、律，非愚民也。自隋以词章取士，沿袭至今，此不过为荐举公私无凭，词章考校有据耳，谓立法未善则可，谓之愚民则诬。至我朝列圣，殷殷以觉世牖民为念，刊布数理精蕴、历象考成、仪象考成，教天算西学也；遣使测经纬度，绘天下地图，教地舆西学也；刊布授时通考，教农学也；纂七经义疏，刊布十三经、二十四史、九通，开四库馆修书，分藏大江南北，纵人入读，教经史百家之学也；同治军务敉平以后，内外开同文方言馆，教译也；设制造局，教械也；设船政衙门，教船也；屡遣学生出洋赴美、英、法、德，学公法、矿学、水师、陆师、炮台、铁路也；总署编刊公法、格致、化学诸书，沪局译刊西书七十馀种，教各种西学也。且同文馆三年有优保，出洋随员三年有优保，学堂学生有保奖，游历有厚资。朝廷欲破民之愚、望士之志，皇皇如恐不及。无如陋儒俗吏，动以新学为诟病，相戒不学，故译书不广，学亦不精，出洋者大半志不在学，故成材亦不多，是不学者负朝廷耳。且即以旧制三场之法言之，虽不能兼西学，固足以通中学，咎在主司偏重、士人剽窃，非尽法之弊也。果能经义、策问事事博通，其于经济大端、百家学术，必能贯彻，任以政事，必能有为，且必能通达事变，决不至于愚矣。譬如子弟不肖，楹有书而不读，家有师而不亲，过庭入塾，惟务欺饰，及至颓废贫困，乃怨怼其父母，岂不悖哉？

大率近日风气，其赞羡西学者，自视中国朝政民风无一是处，殆不足比于人数，自视其高、曾、祖、父，亦无不可鄙贱者，甚且归咎于数千年以前，历代帝王无一善政，历代将相师儒无一人才。不知二千年以上，西国有何学，西国有何政也？

游学第二

出洋一年，胜于读西书五年，此赵营平「百闻不如一见」之说也。入外国学堂一年，胜于中国学堂三年，此孟子「置之庄岳」之说也。游学之益，幼童不如通人，庶僚不如亲贵，尝见古之游历者矣。晋文公在外十九年，遍历诸侯，归国而霸。赵武灵王微服游秦，归国而强。春秋、战国最尚游学，贤如曾子、左丘明，才如吴起、乐羊子，皆以游学闻。其馀策士杂家，不能悉举。后世英主名臣，如汉光武学于长安，昭烈周旋于郑康成、陈元方，明孙承宗未达之先周历边塞，袁崇焕为京官之日潜到辽东。此往事明效也。请论今事。日本，小国耳，何兴之暴也？伊藤、山县、榎本、陆奥诸人，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，愤其国为西洋所胁，率其徒百馀人分诣德、法、英诸国，或学政治工商，或学水陆兵法，学成而归，用为将相，政事一变，雄视东方。不特此也。俄之前主大彼得愤彼国之不强，亲到英吉利、荷兰两国船厂为工役十馀年，尽得其水师轮机驾驶之法，并学其各厂制造，归国之后，诸事丕变，今日遂为四海第一大国。不特此也。暹罗久为法国涎伺，于光绪二十年与法有衅，行将吞并矣。暹王感愤，国内毅然变法，一切更始，遣其世子游英国学水师。去年暹王游欧洲，驾火船出红海来迎者，即其学成之世子也。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学，各国敬礼有加，暹罗遂以不亡。上为俄，中为日本，下为暹罗，中国独不能比其中者乎？

至游学之国，西洋不如东洋：一、路近省费，可多遣；一、去华近，易考察；一、东文近于中文，易通晓；一、西书甚繁，凡西学不切要者，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。中东情势风俗相近，易仿行。事半功倍，无过于此。若自欲求精求备，再赴西洋，有何不可？

或谓：昔尝遣幼童赴美学习矣，何以无效？曰：失之幼也。又：尝遣学生赴英、法、德学水陆师各艺矣，何以人才不多？曰：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，又无出身明文也。又：尝派京员游历矣，何以材不材相兼？曰：失之不选也。虽然，以予所知，此中固亦有足备时用者矣。若因噎废食之谈、豚蹄篝车之望，此乃祸人家国之邪说，勿听可也。

尝考孟子所论，圣贤帝王将相历险难，成功业，其要归不过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，曰生于忧患而已。夫受侮而不耻，蹙国而不惧，是不动也。冥然罔觉，悍然不顾，以效法人为耻，是不忍也。习常蹈故，一唱百和，惮于改作，官无一知，士无一长，工无一技。外不远游，内不立学，是不增益所不能也。无心无性无能，是将死于忧患矣，何生之足云！

设学第三

今年特科之诏下，士气勃然，濯磨兴起。然而六科之目，可以当之无愧、上副圣心者，盖不多觏也。去年有旨令各省筹办学堂，为日未久，经费未集，兴办者无多。夫学堂未设，养之无素，而求之于仓卒，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，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。游学外洋之举，所费既巨，则人不能甚多，且必学有初基，理已明、识已定者，始遣出洋，则见功速而无弊，是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。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。京师省会为大学堂，道府为中学堂，州县为小学堂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。府县有人文盛、物力充者，府能设大学，县能设中学，尤善。小学堂习四书，通中国地理、中国史事之大略，算数绘图格致之粗浅者。中学堂各事，较小学堂加深，而益以习《五经》，习《通鉴》，习政治之学，习外国语言文字。大学堂又加深加博焉。

或曰：天下之学堂以万数，国家安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？曰：先以书院改为之。学堂所习，皆在诏书科目之内，是书院即学堂也，安用骈枝为？

或曰：府县书院，经费甚薄，屋宇甚狭，小县尤陋，甚者无之，岂足以养师生、购书器？曰：一县，可以善堂之地、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。一族，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。然数亦有限，奈何？曰：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。今天下寺观，何止数万？都会百馀区，大县数十，小县十馀，皆有田产，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，若改作学堂，则屋宇田产悉具，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。方今西教日炽，二氏日微，其势不能久存，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，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，若得儒风振起，中华乂安，则二氏固亦蒙其保护矣。大率每一县之寺观，取什之七以改学堂，留什之三以处僧道。其改为学堂之田产，学堂用其七，僧道仍食其三。计其田产所值，奏明朝廷旌奖。僧道不愿奖者，移奖其亲族以官职。如此，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。以此为基，然后劝绅富捐赀以增广之。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、唐高祖武德九年、武宗会昌五年，皆尝废天下僧寺矣。然前代意在税其丁、废其法，或为抑释以伸老，私也；今为本县育才，又有旌奖，公也。若各省荐绅先生以兴起其乡学堂为急者，当体察本县寺观情形，联名上请于朝，诏旨宜无不允也。

其学堂之法，约言五要：

一曰：新旧兼学。四书五经、中国史事、政书、地图为旧学，西政、西艺、西史为新学。旧学为体，新学为用，不使偏废。

一曰：政艺兼学。学校、地理、度支、赋税、武备、律例、劝工、通商，西政也。算、绘、矿、医、声、光、化、电，西艺也。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，西艺之医，最于兵事有益，习武备者必宜讲求。才识远大而年长者，宜西政。心思精敏而年少者，宜西艺。小学堂先艺而后政，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。西艺必专门，非十年不成；西政可兼通数事，三年可得要领。大抵救时之计、谋国之方，政尤急于艺。然讲西政者，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，始知西政之用意。

一曰：宜教少年。学算，须心力锐者；学图，须目力好者；学格致、化学、制造，须质性颖敏者；学方言，须口齿清便者；学体操，须气体精壮者。中年以往之士，才性精力已减，功课往往不能中程，且成见已深，难于虚受，不惟见功迟缓，且恐终不深求，是事倍而功半也。

一曰：不课时文。新学既可以应科目，且与时文无异矣。况既习经书，又兼史事、地理、政治、算学，亦必于时文有益。诸生自可于家习之，何劳学堂讲授，以分其才思、夺其日力哉？朱子曰：「上之人曾不思量，时文一件，学子自是着急，何用更要你教？」谅哉言乎！

一曰：不令争利。外国大小学堂，皆须纳金于堂，以为火食束脩之费，从无给以膏火者。中国书院积习，误以为救济寒士之地，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。本意既差，动辄计较辎铢，忿争攻讦，颓废无志，紊乱学规，剽袭冒名，大雅扫地矣。今纵不能遽从西法，亦宜酌改旧规，堂备火食，不令纳费，亦不更给膏火，用北宋国学积分之法，每月核其功课，分数多者，酌予奖赏，数年之后，人知其益，即可令纳费充用，则学益广，才益多矣。

一曰：师不苛求。初设之年，断无千万明师。近年西学诸书，沪上刊行甚多，分门别类，政艺要领，大段已详。高明之士，研求三月，可以教小学堂矣。两年之后，省会学堂之秀出者，可以教中学堂矣。大学堂初设之年，所造亦浅，每一省访求数人，亦尚可得。三年之后，新书大出，师范愈多，大学堂亦岂患无师哉？

若书院猝不能多设，则有志之士，当自立学会，互相切磋。文人旧俗，凡举业楷书、放生惜字、赋诗饮酒、围棋叶戏，动辄有会，何独于关系身世安危之学而缓之？古人牧豕都养，尚可听讲通经，岂必横舍千间、载书兼两而后为学哉？始则二三，渐至什伯，精诚所感，必有应之于千里之外者。昔原伯鲁以不悦学而亡，越勾践以十年教训而兴，国家之兴亡，亦存乎士而已矣。

学制第四

外洋各国学校之制，有专门之学，有公共之学。专门之学，极深研几，发古人所未发，能今人所不能，毕生莫殚，子孙莫究，此无限制者也。公共之学，所读有定书，所习有定事，所知有定理，日课有定程，学成有定期或三年，或五年，入学者不中程不止，惰者不得独少，既中程而即止，勤者不必加多，资性敏者同为一班，资性钝者同为一班，有间断迟误者附其后班，生徒有同功，师长有同教，此有限制者也。无事无图，无堂无算。师无不讲之书，徒无不解之义。师以已习之书为教，则师不劳；徒以能解之事为学，则徒不苦。问其入何学堂，而知其所习何门也。问其在学堂几年，而知其所造何等也。文武将吏、四民百艺，其学无不皆同。小学堂之书较浅，事较少，如天文、地质、绘图、算学、格致、方言、体操之类，具体而微。中学堂书较深，事较多。如小学堂地图则极略，仅具疆域山水大势，又进则有府县详细山水，又进则有铁路、电线、矿山、教堂。馀书仿此。方言则兼各国，算学则讲代数、对数，于是化学、医术、政治，以次而及，馀事仿此。大学堂又有加焉。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又各分为两三等，期满以后，考其等第，给予执照。国家欲用人才，则取之于学堂，验其学堂之凭据，则知其任何官职而授之。是以官无不习之事，士无无用之学。

其学堂所读之书，则由师儒纂之，学部定之，颁于国中。数年之后，或应增减订正，则随时修改之。

其学堂之费，率皆出地方绅富之捐集，而国家略发官款以补助之。入学堂者但求成才，不求膏火，每人月须纳金若干，以为饮食束脩之费。贫家少纳，富家多纳。其官绅所筹学堂之费，专为建堂、延师、购书、制器之用，不为学生膏奖。亦有义学，以教极贫子弟，学生出赀甚微，然义学甚少，所教极浅。来学者既已出费，则必欲有所得而后归。学成之后，仕宦工商，各有生计，自无冻馁。此以教为养之法也。是以一国之内，尝有小学数万区，中学数千，大学百数，由费不仰给于官，亦不尽仰给于绅故也。其善有三：出资来学则不惰，志不在利则无争，官不多费则学广。

苏子瞻沮新法学校之说曰：「必将发民力以治宫室，敛民财以养游士。」如西法所为，可无多费之虞矣。王介甫悔新法学校之误曰：「本欲变学究为秀才，不谓变秀才为学究。」如西法所为，可无变为学究之患矣。凡东西洋各国，立学之法，用人之法，小异而大同，吾将以为学式。

广译第五

十年以来，各省学堂，尝延西人为教习矣，然有二弊：师生言语不通，恃翻译为枢纽。译者学多浅陋，或仅习其语而不能通其学，传达失真，毫厘千里，其不解者，则以意删减之、改易之。此一弊也。即使译者善矣，而洋教习所授，每日不过两三时，所教不过一两事。西人积习，往往故作迟缓，不尽其技，以久其期，故有一加减法而教一年者矣。即使师不惮劳，而一西人之学，能有几何？一西师之费，已为巨款，以故学堂虽建，迄少成材，朱子所谓「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」者也。此二弊也。前一弊学不能精，后一弊学不能多。至机器制造局厂，用西人为工师，华匠不通洋文，仅凭一二翻译者，其弊亦同。

尝考三代即讲译学。《周书》有舌人，《周礼》有象胥诵训，扬雄录别国方言，朱酺译西南夷乐歌，于谨兼通数国言语，《隋志》有国语杂文、鲜卑号令、婆罗门书、扶南胡书、外国书。近人若邵阳魏源，于道光之季，译外国各书、各新闻报，为《海国图志》，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。南海冯焌光，于同治之季，官上海道时，创设方言馆，译西书数十种，是为中国知西学之始。迹其先几远跖，洵皆所谓豪杰之士也。

若能明习中学而兼通西文，则有洋教习者，师生对语，不惟无误，且易启发；无洋教习者，以书为师，随性所近，博学无方。况中外照会、条约、合同，华洋文义，不尽符合，动为所欺，贻害无底。吾见西人善华语华文者甚多，而华人通西语西文者甚少，是以虽面谈久处而不能得其情，其于交涉之际，失机误事者多矣。

大率商贾市井，英文之用多；公牍条约，法文之用多；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，日本皆已译之，我取径于东洋，力省效速，则东文之用多。惟是翻译之学有深浅：其仅能市井应酬语、略识帐目字者，不入等；能解浅显公牍书信，能识名物者，为下等；能译专门学问之书如所习天文矿学，则只能译天文矿学书，非所习者不能译也，为中等；能译各门学问之书，及重要公牍律法深意者，为上等。下等三年，中等五年，上等十年。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后译材众多而后用之，且译学虽深，而其志趣才识固未可知，又未列于仕宦，是仍无与于救时之急务也。是惟多译西国有用之书，以教不习西文之人。凡在位之达官、腹省之寒士、深于中学之耆儒、略通华文之工商，无论老壮，皆得取而读之、采而行之矣。

译书之法有三：一、各省多设译书局；一、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；一、上海有力书贾、好事文人，广译西书出售，销流必广，主人得其名，天下得其用矣。此可为贫士治生之计，而隐有开物成务之功，其利益与石印场屋书等，其功德比刻善书则过之。惟字须略大，若石印书之密行细字，则年老事繁之人不能多读，即不能多销也。今日急欲开发新知者，首在居官任事之人，大率皆在中年以上，且事烦暇少，岂能挑灯细读？译洋报者亦然。

王仲任之言曰：「知古不知今，谓之陆沈；知今不知古，谓之聋瞽。」吾请易之曰：知外不知中，谓之失心；知中不知外，谓之聋瞽。夫不通西语，不识西文，不译西书，人胜我而不信，人谋我而不闻，人规我而不纳，人吞我而不知，人残我而不见，非聋瞽而何哉？学西文者，效迟而用博，为少年未仕者计也。译西书者，功近而效速，为中年已仕者计也。若学东洋文，译东洋书，则速而又速者也。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，译西书不如译东书。

阅报第六

李翰称《通典》之善曰：「不出户，知天下；罕更事，知世变；未从政，达民情。」斯言也，殆为今日中西各报言之也。吾更益以二语曰：寡交游、得切磋。

外国报馆林立，一国多至万馀家，有官报，有民报。官报宣国是，民报达民情。凡国政之得失、各国之交涉、工艺商务之盛衰、军械战船之多少、学术之新理新法，皆具焉。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，五洲之人如面语。

中国自林文忠公督广时，始求得外国新闻纸而读之，遂知洋情，以后更无有继之者。上海报馆，自同治中有之，特所载多市井猥屑之事，于洋报采摭甚略，亦无要语。上海道月有译出西国近事，呈于总署及南北洋大臣，然皆两月以前之事，触时忌者辄削之不书，故有与无等。乙未以后，志士文人，创开报馆，广译洋报，参以博议，始于沪上，流衍于各省，内政、外事、学术，皆有焉。虽论说纯驳不一，要可以扩见闻，长志气，涤怀安之鸩毒，破扪籥之瞽论。于是一孔之士、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，筐箧之吏、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，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。

方今外侮日亟，事变日多，军国大计，执政慎密，不敢宣言，然而各国洋报，早已播诸五洲。不惟中国之政事也，并东西洋各国之爱恶攻取，深谋诡计，一一宣之简牍，互相攻发，互相驳辨，无从深匿，俾我得以兼听而豫防之，此亦天下之至便也。

然而吾谓报之益于人国者，博闻，次也；知病，上也。昔齐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，秦以不闻其过而亡。大抵一国之利害安危，本国之人蔽于习俗，必不能尽知之。即知之，亦不敢尽言之。惟出之邻国，又出之至强之国，故昌言而无忌。我国君臣上下，果能览之而动心，怵之而改作，非中国之福哉？近人阅洋报者，见其诋訾中国，不留馀地，比之醉人，比之朽物，议分裂，议争先，类无不拂然怒者。吾谓此何足怒耶！勤攻吾阙者，诸葛之所求；讳疾灭身者，周子之所痛。古云「士有诤友」，今虽云「国有诤邻」，不亦可乎？

变法第七

变法者，朝廷之事也，何为而与士民言？曰：不然，法之变与不变，操于国家之权，而实成于士民之心志议论。试观曾文正为侍郎时，尝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诗赋之弊矣。及成功作相以后，若力持此议，当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馆阁之人材，然而无闻焉，何也？大乱既平，恐为时贤所诟病也。文文忠尝开同文馆，刊公法格致各书矣。以次推行，宜可得无数使绝国识时务之才，然而曲谨自好者，相戒不入同文馆，不考总署章京，京朝官讲新学者，阒然无闻，何也？劫于迂陋群儒之谬说也。夫以勋臣元老，名德重权，尚不免为习非胜是之谈所挠，而不睹其效，是亦可痛可惜者矣。又如左文襄在闽创设船政，在甘创设机器织呢羽局；沈文肃成船政，设学堂，与北洋合议设招商局；丁文诚在山东、四川皆设制造洋枪枪弹局。此皆当世所谓廉正守道之名臣也，然所经营者皆是此等事。其时皆在同治中年、光绪初年，国家闲暇之时，惜时论多加吹求，继者又复无识，或废阁，或减削，无能恢张之者，其效遂以不广。

夫不可变者，伦纪也，非法制也；圣道也，非器械也；心术也，非工艺也。

请征之经：穷则变，变通尽利，变通趣时，损益之道，与时偕行，《易》义也。器非求旧惟新，《尚书》义也。学在四夷，《春秋传》义也。五帝不沿乐，三王不袭礼，礼时为大，《礼》义也。温故知新刘楚桢《论语正义》引《汉书·成帝纪》诏曰：「儒林之官，宜皆明于古今，温故知新，通达国体。」《百官表》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。孔冲远《礼记·叙》：「博物通人，知今温古，考前代之宪章，参当时之得失。」是汉唐旧说，皆以温故知新为知古知今，三人必有我师，择善而从，《论语》义也。时措之宜，《中庸》义也。不耻不若人，何若人有，《孟子》义也。

请征之史：封建变郡县，辟举变科目，府兵变召募，车战变步骑，租庸调变两税，归馀变活闰，篆籀变隶楷，竹帛变雕版，笾豆变陶器，粟布变银钱，何一是三代之旧乎？

历朝变法最著者四事：赵武灵王变法习骑射，赵边以安。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，魏国以治。此变而得者也。若武灵之不终，以嬖幸，魏之不永，以子孙不肖，与变法无涉。商鞅变法，废孝弟仁义，秦先强而后促。王安石变法，专务剥民，宋因以致乱。此变而失者也。商、王之失，在残酷剥民，非不可变也，法非其法也。西法以省刑、养民两事为先务。

请征之本朝：关外用骑射，讨三藩用南怀仁大炮。乾隆中叶，科场表判改五策，岁贡以外增优贡、拔贡。嘉庆以后，绿营之外创募勇。咸丰军兴以后，关税之外抽厘金。同治以后，长江设水师，新疆、吉林改郡县。变者多矣。即如轮船电线，创设之始，訾议繁兴，此时若欲废之，有不攘臂而争者乎？

今之排斥变法者，大率三等：一为泥古之迂儒。泥古之弊易知也。一为苟安之俗吏。盖以变法必劳思，必集费，必择人，必任事，其馀昏惰、偷安、徇情、取巧之私计，皆有不便，故藉书生泥古之谈，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，此其隐情也。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，则皆废弛欺饰而一无所为。所谓守旧，岂足信哉？又一为苛求之谈士。夫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，亦诚有之，然其故有四：一、人顾其私，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，制造各局、出洋各员是也。此人之病，非法之病也。一、爱惜经费，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，船政是也。此时之病，非法之病也。一、朝无定论，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，学生出洋、京员游历是也。此浮言之病，非法之病也。一、有器无人，未学工师而购机，未学舰将而购舰，海军、各制造局是也。此先后失序之病，非法之病也。乃局外游谈，不推原于国是之不定、用人之不精、责任之不专、经费之不充、讲求之不力，而吹求责效，较之见弹求鸮炙、见卵求时夜，殆有甚焉。学堂甫造而责其成材，矿山未开而责其获利，事无定衡，人无定志，事急则无事不举，事缓则无事不废，一埋一搰，岂有成功哉？虽然，吾尝以儒者之论折衷之矣。吕伯恭曰：「卤莽灭裂之学，或作或辍，不能变不美之质。」此变法而无诚之药也。曾子固曰：「孔孟二子，亦将因所遇之时、所遭之变，而为当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法者，所以适变也，不必尽同；道者，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。」此变法而悖道之药也。由吕之说，则变而有功；由曾之说，则变而无弊。夫所谓道本者，三纲四维是也。若并此弃之，法未行而大乱作矣。若守此不失，虽孔孟复生，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！

变科举第八

朱子尝称述当时论者之言曰：「朝廷若要恢复，须罢三十年科举。以为极好。」痛哉斯言也！中国仕宦，出于科举，虽有他途，其得美官者，膺重权者，必于科举乎取之。自明至今，行之已五百馀年。文胜而实衰，法久而弊起。主司取便以藏拙，举子因陋以侥幸，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。所解者，高头讲章之理，所读者，坊选程墨之文，于本经之义、先儒之说，概乎未有所知。近今数十年，文体日益佻薄，非惟不通古今、不切经济，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。今时局日新，而应科举者拘瞀益甚，傲然曰：吾所习者，孔孟之精理，尧舜之治法也。遇讲时务经济者，尤鄙夷排击之，以自护其短。故人才益乏，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。于是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人才，又开特科以搜罗之。夫学堂虽立，无进身之阶，人不乐为也，其来者必白屋钝士，资禀凡下，不能为时文者也，其世族俊才，皆仍志于科举而已。即有特科之设，然廿年一举，为时过远，岂能坐待，则仍为八比、诗赋、小楷而已。救时之才，何由可得？且夫齐衣败紫，晋曳苴履，赵文王好剑而士死于相击，越勾践好勇而士死于焚舟，从上所好也。两汉经学，实禄利之途驱之。使乡、会试仍取决于时文，京朝官仍絜长于小楷，名位取舍，惟在于斯，则虽日讨国人而申儆之，告以祸至无日，戒以识时务、求通才、救危局，而朝野之汶暗如故，空疏亦如故矣。故救时必自变法始，变法必自变科举始。

或曰：若变科举、废时文，则人不读五经四书，可乎？于是有献学校贡举私议者曰：变科举者，非废四书文也，不专重时文，不讲诗赋、小楷之谓也。窃谓今日科举之制，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。昔欧阳文忠知谏院时，恶当时举人鄙恶剽盗全不晓事之弊，尝疏请改为三场分试、随场而去之法：每场皆有去留，头场策合格者试二场，二场论合格者试三场。其大要曰：鄙恶乖诞，以渐先去，少而易考，不至劳昏，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。其说颇切于今日之情事。欧公之欲以策论救诗赋，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。今宜略师其意，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，而又层递取之，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。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、本朝政治论五道，此为中学经济。假如一省中额八十名者，头场取八百名，额四十名者，头场取四百名，大率十倍中额，即先发榜一次，不取者罢归，取者始准试第二场。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，专问五洲各国之政、专门之艺。政如各国地理、官制、学校、财赋、兵制、商务等类，艺如格致、制造、声、光、化、电等类，此为西学经济。其虽解西法，而支离狂怪显悖圣教者，斥不取。中额八十名者，二场取二百四十名，额四十名者，取一百二十名，大率三倍中额。再发榜一次，不取者罢归，取者始准试第三场。三场试四书文两篇，五经文一篇。四书题禁纤巧者。合校三场均优者，始中式发榜如额。如是则取入二场者，必其博涉古今、明习内政者也。然恐其明于治内而暗于治外，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。其取入三场者，必其通达时务、研求新学者也。然又恐其学虽博、才虽通，而理解未纯、趣向未正，于是更以四书文、五经文考之。其三场可观而中式者，必其宗法圣贤、见理纯正者也。大抵首场先取博学，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，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。先博后约，先粗后精，既无迂暗庸陋之才，亦无偏驳狂妄之弊。三场各有取义，较之偏重首场，所得多矣。且分场发榜，下第者先归，二、三场卷数愈少，校阅亦易，寒士无久羁之苦，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，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。一举三善，人才必多，而著重尤在末场，犹之府县试皆凭末覆以定去取，不愈见四书五经之尊哉？

惟科举必以生员为基，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，均可以例推之。岁科考例先试经古一场，即专以史论、时务策两门发题。生员岁考正场，原系一四书文、一经文。生员科考正场，原系一四书文、一策，亦照岁考例改为经文，以免荒经之弊。童试一切照生员，惟将正场第二篇四书文改为经文而已。盖生童考试旧章，正与今日所拟科举之法相类。二十年来，经古场久已列算学一门，是尤不劳而理者也。

难者曰：主司不能尽通新学，将如之何？曰：应试难，试官易。近年来上海编纂中外政学、艺学之书，不下二十种。闱中例准调书，据书考校，何难之有？且房官中通晓时务者尚多，总裁主考，惟司覆阅，何难之有？至外省主考学政，年力多强，诏旨既下，以三年之功讲求时务，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馀。乡、会试之外，惟殿试临轩发策，典礼至重，自不可废，然可即据以为授职之等差。朝考似为可省。及通籍以后，无论翰苑、部曹，一应职官，皆以讲求政治为主，凡考试文艺小楷之事，断断必宜停免，惟当考其职业，以为进退，则已仕之人才，不致以雕虫小技困之于老死矣。

难者曰：本朝名臣，出于科举者多矣，安见时文之无益？不知登进限于一途，则英雄不能不归于一彀，此乃人才之亦能为时文，非时文之足以得人才也。且诸名臣之学识阅历，率皆自通籍以后，始能大进，然则中年以前，神智精力销［消］磨于应举者不少矣。假使主文者不专以八比诗赋为去取，所得柱石之臣、干城之士，不更多乎？

窃谓议者之说，意救时而事易行，实本明旨特科岁举讲求经济之意而推阐之，因存其说于此，并将朱子论科举之弊，及欧公论三场以渐去留之疏，节录于左，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贤人君子，忧国势人才之不振，疾官人选举之无方，其谋虑固已如此，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悟焉。

《东塾读书记》引朱子论科举

南宋时科举之弊，朱子论之者甚多，其言亦极痛切，今略举数条于此。

《衡州石鼓书院记》云：「今日学校科举之教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，不可以为适然而莫之救也。」

《学校贡举私议》云：「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，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。主司命题，又多为新奇，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，于所当断而反连之，于所当连而反断之，为经学贼中之贼，文字妖中之妖。」又云：「怪妄无稽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，是以人材日衰，风俗日薄。」

《语类》云：「今人文字全无骨气，自是时节所尚如此，只是人不知学，全无本柄，被人引动，尤而效之。如而今作件物事，一个作起，一个学起，有不崇朝而遍天下者，本来合当理会底事，全不理会，直是可惜。」

「时文之弊已极，日趋于弱，日趋于巧小，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。莫说以前，只是宣和末年，三舍法才罢，学舍中无限好人材，如胡邦衡之类，是甚么样有气魄，作出那文字是甚豪壮，当时亦自煞有人。及绍兴渡江之初，亦自有人才，那时士人所做文字极粗，更无委曲柔弱之态，所以亦养得气宇，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气。」

「最可忧者，不是说秀才作文字不好，这事大关世变。」

问：今日科举之弊，使有可为之时，此法何如？曰：更须兼他科目取人。

问：今日之学校，自麻沙时文册子之外，其他未尝过而问焉。曰：怪他不得，上之所以教者不过如此。然上之人曾不思量，时文一件，学子自是著急，何用更要你教？你设学校，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。

此亦朱子欲救当时风气之弊。使朱子见今日科举时文，不知更以为何如耳。

节录欧阳公《论更改贡举事件札子》庆历四年

伏以贡举之法，用之已久，则理当变更。必先知改弊之因，方可收变法之利。知先诗赋为举子之弊，则当重策论。欧公时之不专重诗赋，意与今日不专重时文同。知通考纷多为有司之弊，则当随场而去，而后可使学者不能滥进，考者不至疲劳。请宽其日限，而先试以策而考之，择其文辞鄙恶者，文意颠倒重杂者，不识题者，不知故实，略而不对所问者，误引事迹者，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，杂犯旧格不如式者，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，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。以其留者次试以论，又如前法而考之，又可去其二三百，其留而试诗赋者，不过千人矣。于千人而选五百，少而易考，不至劳昏。考而精当则尽善矣，纵使考之不精，亦当不至太滥。盖其节钞剽盗之人，皆以先经策论去之矣。比及诗赋，皆是已经策论、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，纵使诗赋不工，亦可以中选矣。如此，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。

农工商学第九

「石田千里，谓之无地；愚民百万，谓之无民。」《韩诗外传》不讲农工商之学，则中国地虽广，民虽众，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。

劝农之要如何？曰：讲化学。田谷之外，林木果实，一切种植，畜牧养鱼，皆农属也。生齿繁，百物贵，仅树五谷，利薄不足以为养。故昔之农患惰，今之农患拙。惰则人有遗力，所遗者一二；拙则地有遗利，所遗者七八。欲尽地利，必自讲化学始。《周礼》「草人掌土化之法」，实为农家古义。养土膏，辨谷种，储肥料，留水泽，引阳光，无一不需化学。又须精造农具。凡取水、杀虫、耕耘、磨砻，或用风力，或用水力，各有新法利器，可以省力而倍收，则又兼机器之学。西人谓一亩之地，种植最优之利，可养三人。若中国一亩所产，能养一人，亦可谓至富矣。然化学非农夫所能解，机器非农家所能办，宜设农务学堂。外县士人，各考其乡之物产，以告于学堂，堂中为之考求新法新器，而各县乡绅有望者、富室多田者，试办以为之倡，行而有效，民自从之。上海《农学报》多采西书，甚有新理新法，讲农政者宜阅之。

昔者英忌茶之仰给于华也，印度、锡兰讲求种茶，无微不至。自印茶盛行，茶市日衰，销路仅恃俄商，大率俄销十之八，英美销其一二。缘茶中含有一质，涩而兼香，西人名曰「胆念」，印茶惟「胆念」较华茶略少，故俄尚食华茶。若再数年，印茶日精，恐华茶无人过问矣。此茶户种茶不培，摘芽不早，茶商不用机器，烘焙无法之弊也。光绪二十年，湖北、湖南两省合力，以官款买茶三百二十箱，附俄公司船运赴俄境，自销之。西路水运，销阿叠萨，托出使许大臣，交俄行代售。东路陆运，销恰克图，托俄商佘威罗福代售。除茶价、运费、关税外，西路赢馀得息一分，东路赢馀得息五分。若使我自有公司在彼，其利必更饶馀可知也。

丝之为利，比茶尤多。十年以前，西洋各国，用华丝者十之六，三年以内，日本丝销十之六，意国丝十之三，华丝仅十之一。且本贵则价难减，价昂则销愈滞。此由养蚕者不察病蚕，售茧者多搀坏茧，茧耗既多，成本自贵之弊也。

外国种棉，分燥土、湿土两种。长茎宜湿地，短茎宜燥地，种植疏阔，故结实肥大。种子三粒为一窠，长至四五寸，留壮者一株，其馀拔去，每茎相距，横三尺三寸，纵一尺三寸。洋布洋纱，为洋货入口第一大宗，岁计价四千馀万两。自湖北设织布局以来，每年汉口一口，进口之洋布已较往年少来十四万匹。特是洋纱最精，有至四十号者，而华棉绒短纱粗，以机器纺之，仅能纺至十六号纱止，以故不能与洋纱洋布敌。购洋棉子种之，多不蕃茂，此由农夫见小，种棉过密，又不分燥湿之弊也。

麻为物贱，南北各省皆产，然仅供缉绳作袋之用，川粤江西，仅能织夏布耳。西人运之出洋，掺以棉则织成苎布，掺以丝则织为缎，其利数倍。此由沤浸无术，不能去麻胶，又无掺丝之法之弊也。湖北现设制麻局于省城外，以西法为之。若有效，各省可仿行。

丝、茶、棉、麻四事，皆中国农家物产之大宗也，今其利尽为他人所夺，或虽有其货而不能外行，或自有其物而坐视内灌，愚懦甚矣。惟种稻，西人谓其勤力得法。

西法植物学，谓土地每年宜换种一物，则其所吸之地质不同，而其根叶坏烂入土者，其性各别，又可以补益地力。七年一周，不必休息，而地力自肥，较古人一易再易三易之法，更为精微，此亦简显易行者也。

工学之要如何？曰：教工师。工者，农商之枢纽也。内兴农利，外增商业，皆非工不为功。工有二道：一曰工师，专以讲明机器学理化学为事，悟新理，变新式，非读书士人不能为，所谓智者创物也。一曰匠首，习其器，守其法，心能解，目能明，指能运，所谓巧者述之也。中国局厂良匠，多有通晓机器者，然不明化学、算学，故物料不美，不晓其源，机器不合，不通其变，且自秘其技，不肯传授多人，徒以把持居奇鼓众生事为得计，此《王制》所谓「执技事上，不与士齿」者耳。今欲教工师，或遣人赴洋厂学习，或设工艺学堂，均以士人学之，名曰工学生，将来学成后，名曰工学人员，使之转教匠首。更宜设劝工场，凡冲要口岸，集本省之工作各物，陈列于中，以待四方估客之来观，第其高下，察其好恶，巧者多销，拙者见绌，此亦劝百工之要术也。

商学之要如何？曰：通工艺。夫精会计、权子母，此商之末，非商之本也。外国工商两业，相因而成，工有成器，然后商有贩运，是工为体，商为用也。此易知者也。其精于商术者，则商先谋之，工后作之，先察知何器利用，何货易销，何物宜变新式，何法可轻成本，何国喜用何物，何术可与他国争胜，然后命工师，思新法，创新器，以供商之取求，是商为主，工为使也。此罕知者也。二者相益，如环无端。中国之商，惟听其自然而已。所冀者亿中之利，如博塞求赢，但凭时运；所分者坐贾之馀，如刮毛龟背，虽得不多。虽有积货如阜，日赢千金，犹为西商役也。至劝商之要，更有三端：一曰译商律。商非公司不巨，公司非有商律不多。华商集股，设有欺骗，有司罕为究追，故集股难。西国商律精密，官民共守，故集股易。一曰自治。近年茶市虽敝，然仍是芽嫩无烟者价高而速售，霉湿掺杂者、样盘抵换者价亏而难销。若不求自治之方，而欲设总行以为合群持价之计，西商固必不听，群贩亦必不从。一曰游历。各省宜设商会，上海设一总商会，会中自举数人出洋游历，察其市情货式，随时电告，以为制造贩运之衡，此较设外洋公司为易。夫学问之要，无过阅历，各国口岸，即商务之大学堂也。

大抵农、工、商三事，互相表里，互相钩贯。农瘠则病工，工钝则病商，工商聋瞽则病农。三者交病，不可为国矣。至如驼羊之毛、鸡鸭之羽，皆弃材也，马牛之皮革，皆贱货也，西商捆载而去，制造而来，价三倍矣。水泥西人名「塞门德士」，华名「红毛泥」、火砖以中国观音土和砖屑烧成之。、火柴、火油、洋毡、洋纸、洋蜡、洋糖、洋碱、洋钉，质贱用多而易造者也，事事仰给外人，而岁耗无算矣。然而以上诸事，非士绅讲之、官吏劝之不可。荀卿盛称儒效，而谓儒不能知农工商之所知，此末世科目章句之儒耳，乌睹所谓效哉！

兵学第十

或曰：兵必须学。《论语》曰：「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」诸葛忠武曰：「八阵既成，自今行师，庶不覆败矣。」是兵有法有教也。或曰：兵不在学。霍去病曰：「顾方略何如耳，不至学古兵法。」岳武穆曰：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」是兵无法无教也。此皆圣贤名将之说也，何道之从？曰：吾将以四说通之。

盖兵学之精，至今日西国而极。有械不利，利械不习，与无手同；工作不娴，桥道不便，辎重不备，与无足同；地理不熟，测量不准，侦探不明，与无耳目同。聚千万无手无足无耳目之人，乌得为兵？是必先教之以能战之具，范之以不败之法，既成为兵矣，而后可以施方略，言运用。至于方略运用，岂必西法，亦岂必古法哉！《汉·艺文志·兵家》分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四类，西人兵学，惟阴阳不用，馀皆兼之。枪炮、雷电、铁路、炮台、濠垒、桥道，技巧也；地图、测算，形势也；至攻守谋略，中西所同，因其械精艺多，条理繁细，故权谋一端，亦较中法为密。

陆军之别有五：曰步队、马队、炮队、工队、辎重队。工、辎两队，皆兼有步队之所能。每一军皆兼有之，如四体具而后为人。工队主营垒桥道之事，辎重队主械药衣粮之事。西法以步队、炮队为最重，马队止为包抄及侦探之用。工、辎二队，古人所略，缘火器猛烈，或大队相持，或侦探扼守，必须掘地营、开濠堑，顷刻立就，若遇溪河泥沙，必须应时可渡，故立工队。今日用快枪、快炮，所需弹药过多一装五子十子，连珠而发者为快枪。炮子如枪子式，弹药相连，一分钟可放数十出者为快炮。，以及备战各物，至为繁重，故立辎重队。分为数起，层递转运，故进不误用，退不全失。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言将以五官为股肱手足，一曰尉之官，治军者也；一曰侯之官，侦探也；一曰司空之官，空、工古今字，即工程队之官也；一曰舆之官，即辎重队之官也。其一阙。其说舆之官曰：收藏于后，迁舍不离，无淫舆，无遗辎，舆之官也。往年辽东之战，多因无此队之为累矣。

临战之善有三：一、未战先绘图。欲与敌国有战事，先于一两年前，详绘敌境地图。一、马队充侦探。侦探必以马队分途四出，更番归报。一、前敌有军医。随在阵后，药物皆具。西法有军乐队，以作战士之气，今姑从缓。

恤兵之善有四：一、饷厚；一、将不发饷，别有官主之；一、兵不自爨，官为供备；一、阵亡者恤其家终身。

教武备学生之法有三：曰学堂，曰操场，曰野操。学堂讲军械理法、地理测绘、战守机宜、古来战事。操场习体操、队伍、火器。野操习分合、攻守、侦探。或于山阜，或于溪谷，或于平地，作两军对敌状，惟将所指挥无定式，不仅在校场排演旧阵也。

将领教偏裨之法有二：曰兵棋，曰战图。兵棋者，取地图详绘山水、道路、林木、村落，以木棋书马步各队，将校环坐，各抒所见，商榷攻守进退之法。战图者，取西国古来大战事诸图，推究其胜败之故。

其教之程期有三：教兵止在操场，迟者一年可用，速者半年可用。教弁即有学堂若绿营把总外委额外，勇营哨官哨长，皆为弁。，步队、辎重队弁十四月，马队弁十六月，炮队、工队弁十八月，均兼随营操演。其十四岁以前，例入之小学堂，不在此数。教将官者，学堂五年，随营操演二年。若绿营千总以上至副将，勇营管带以上至分统，皆为官，以下为弁。界限甚严。教大将者，学堂五年，随营二年，再入大学堂二年。若提镇及大统领。凡为将官者，虽为官仍不废学，以时受教于本管之将领。必至大将，乃不受学。初入学堂者，年无过二十岁。总之，略于教兵，详于教将，此其要旨也。自将及弁，无人不读书，自弁及兵，无人不识字，无人不明算，无人不习体操，无人不解绘图，此其通例也。

水师之别有二：曰管轮，曰驾驶。管轮主轮机测量，驾驶主枪炮攻战。先教之于学堂，大率五年。复教之于练船，游历各国海口，习风涛，测海道，观战事，大率三年。其事较陆军为尤精。将领之外，又有关涉军事最要之官两项：一曰参谋官，主谋画、调度，考地理，审敌情。国君之参谋，若宋之枢密、明之本兵；将帅之参谋，若今之营务处而较尊。一曰会计官，主一军械物、衣粮、车马。何物用汽车，一车装若干，何物用马，一马驮若干，何物用马车，一车装若干，皆豫算于平时，若今之粮台。两项官皆出于学堂，参谋尤重。今日固有营务处、粮台，但无豫为此学者耳。

兵之等差有三：在营者为常备兵；教之三年，即遣之归，名为豫备兵，不给饷，每年调集一操，酌予奖赏。又三年，则罢为后备兵。有大战事，常备不足，则以豫备兵充之。大率每年常备之退为豫备兵者，约三之一，补新兵亦三之一。新旧层递蜕换，行之二十年，则举国之人，无不习战者。用饷愈省，得兵愈多，兵技常熟，兵气常新。其法创始于德，欧洲效之，东洋踵之。欧洲大战，动辄用兵二三十万，故兵须多。然此法所以能行者，外国重武，其民以充兵为荣，为国家效力计，不为一身糊口计。华兵以入伍为生计，故疲老多而裁汰难。且工商多，闲民少，其兵皆有技能，军籍既脱，仍有执业，故可行也。中国若仿为之，则惟有于三年学成之兵，发给凭照，退为豫备兵，遣归本籍，酌给半饷，以供本县缉捕之用。改业远出者，不给饷。三年以后，亦照西法退为后备，有事募集，亦可得半。

至其教将士之本务有二：曰知忠爱，曰厉廉耻。西洋将官教武备学生之言曰：汝等须先知自己是中国人，将来学成，专为报效国家。若临战无勇，乃国家之耻，一身之耻。若无此心，虽练成与西兵一律之才能，亦无用也云云。西人武备书所言，意与此略同。东洋将领，人给官书一卷，佩之于身。有来湖北者，取视其本，所载皆中国古来忠义文字，如《出师表》、《正气歌》之类。所以将士皆能知忠爱，厉廉耻者，其道有一：曰尚武功。其国君服提督之服，邻国之君，相赠以武将之衔，临战之饥寒有备，战殁之家属有养，兵之死亡，君亲吊之，兵之创伤，后亲疗之。故将之尊贵，过于文臣，兵之自爱，过于齐民，强国之由，其在此矣。

今日朝野皆知练兵为第一大事，然不教之于学堂，技艺不能精也；不学之于外洋，艺虽精，习不化也；在上无发愤求战之心以倡导之，兵虽可用，将必不力也。

或曰：使古之孙、吴、韩、岳、戚，近今之江、塔、罗、李、多，与西人战，能胜否乎？曰：能！亦学西法否乎？曰：必学。夫师出以律，圣之明训也；知己知彼，军之善经也；后起者胜，古今之通义也。兵事为儒学之至精，胡文忠阅历有得之格言也。《孙子·火攻篇》，即西法先导；《谋攻篇》其次伐交，《九地篇》不知诸侯之谋者，不能豫交；争天下之交，养天下之权，皆西国兵争要义。《吴子》地轻马，马轻车，车轻人，人轻战，与西法行军修路合；一人学战，教成十人，万人学战，教成三军，与西法学堂重在教将领合；畜骑之对，与西法养马合。知忠爱廉耻则必学，其不学者，必其不知忠爱廉耻者也。使诸名将生今之世，必早已习其器、晓其法，参以中国之情势，即非仿行，亦必暗合，即出新意，亦同宗旨，而又鼓以忠义之气，运以奇正之略，奚为而不可胜哉？若近日武臣，怠惰粗疏，一切废弛，而藉口于汉家自有制度，亦多见其无效忠死国之诚而已矣。

方今兵制教法，东洋西洋，大略皆同，盖由推求精善，故各国有则效而无改易之者。语曰：不习为吏，视已成事。况不习兵而又不视成事，岂不殆哉！

矿学第十一

矿学者，兼地学、化学、工程学三者而有之，其利甚博，而其事甚难。夫以浑浑土石，略见苗引，而欲测其矿质之优劣、矿层之厚薄、矿脉之横斜、施工之难易，是何异见垣一方人之神术矣。西国矿师之精者，声价极重，不肯来华，其来者中下驷而已。方今兴利之法，诚无急于此者。然华商既无数百万之巨资矿之易开者，一矿亦须数十万，又无数十年之矿学，但凭西师一言，岂能骤集巨股？且无论何矿，非深不佳，水源不止一孔，石隔不止一层，资费耗尽，亦必中作而辍。若略备微资，姑用土法，遇水遇石，即已废然而返，是矿利终不可兴也。是惟有先讲实学、缓求速效之一法。

今山东之矿，已为他人所笼，山西之矿，亦为西商所觊。若东三省之金，湖南、四川、云南以及川滇边界夷地番地之五金煤炭，最为丰饶，他省亦尚不少。有矿之省，宜由绅商公议，立一矿学会，筹集资斧，公举数人出洋，赴矿学堂学习，数年学成回华，再议开采。察矿之质性，而后购机。水有开通运道之法，陆有接通大小铁路之法，而后采矿。能不用西师固善，即仍用西师，我亦可辨其是非而不为所欺。如是则得尺得寸，不等于象罔求珠矣。

窃谓今日万事根本，惟在于煤，故煤矿较他矿尤急，而开煤尤非凿井深入不为功。凡近地面之煤，其灰质必较多，其磺气必较重，其煤质必不甚坚结。土法之病，斜穿而不能深入，遇水而不能急抽，或积水淹，或架木圮，或煤气闭，或地火发，是四者皆足以坏井。即使浅尝可得佳煤，而所得无多，其井已废，数月必弃一井，一年必易一山，人力已竭，而佳煤未动，虽凿遍九州之山，而断不能得一可用之煤矿。锅炉气机，止用烟煤白煤，若炼铁炼钢，必须焦炭，非佳煤不能炼焦炭，非西炉西法，所炼亦不能精，此又煤矿之相因递及者。尝考英国之富，以煤矿兴，故西人谓煤矿之利国利民，实在五金以上。五金若乏，可以他物代之，煤则孰能代之？煤源一断，机器立停，百举俱废，虽有富强之策，安所措手哉！

大抵西法诸事，皆以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。学将而后练兵，学水师而后购舰，学工师而后制造，学矿师而后开矿，其始似迟，其后转速，其费亦必省。或曰：必待学成而后开矿，如时迫效远何？无已，则有一变通之策焉。就本省内择取一矿，募西人之曾办矿厂确有阅历者，与议包办，一切用人购器，听其主持，不掣其肘，约定出矿后优给馀利，限满而不得矿有罚。即于局内设矿学堂，矿成获利以后，我之学生及委员、工匠，皆已学成，此藉矿山为矿学堂之法也。但须严定限制，止开此处。若全省包办，则其害甚大，不可行。

《记》曰：「地不爱其宝，人不爱其情。」若人无湛深之思、专一之志，而欲乞灵富媪，安坐指挥以侥大利，盖不可得之数矣。

更有一策，与西人合本开采，本息按股匀分，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，不得过半，尤为简易无弊，较之全为西人所据，及閟佳矿而不能开者，不远胜乎？此策在前三年，则必梗于时议，此时或可行矣。

铁路第十二

有一事而可以开士、农、工、商、兵五学之门者乎？曰：有，铁路是已。士之利在广见闻，农之利在畅地产，工之利在用机器，商之利在速行程、省运费，兵之利在速征调、具粮械。三代以道路为大政，见于《周礼》、《月令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诸书。西法富强，尤根于此。中国道路之政，久已不讲，山行则荦确，泽行则泥淖，城市芜杂，乡僻阻绝，以故人惮于出乡，物艰于致远。士有铁路，则游历易往，师友易来；农有铁路，则土苴粪壤，皆无弃物；商有铁路，则急需者应期，重滞者无阻；工有铁路，则机器无不到，矿产无不出，煤炭无不敷；兵有铁路，则养三十万精兵，可以纵横战守于四海。凡此五学，总之以二善：一曰省日力。一日可治十日之事，官不旷，民不劳，时不失。一曰开风气。凡从前一切颓惰之习，自然振起，迂谬耳食之论，自然消释泯绝而不作，至于吏治不壅，民隐不遏，驿使不羁，差徭不扰，灾歉不忧，皆相因而自善。夫如是，故天下如一室，九州如指臂，七十万方里之地，皆其地也，四百兆之人，皆其人也。如人之一身，气脉畅通而后有运动，耳目聪明而后有知觉，心知灵通而后有谋虑。耳目者，外国报也；心知者，学堂也；气脉者，铁路也。若铁路不成，五学之开，未有日也。至铁路所不到之处，则先多修马路及行手车之小铁路，阜民敏政，亦其次矣。综观东西洋各国，自三十年来，无不以铁路为急，日增月多，密如蛛网，大国有铁路数十万里，小国有铁路二三万里。东西洋各国公设有铁路会，考求铁路利病新法，三年一举。今中国干路，北起卢［芦］沟，南达广州，已归总公司建造。以后分造枝路，工尤省，利尤厚。其尤便者，凡借洋款，皆须抵押，独修铁路一事，借款即以此路作抵，无须他物，商为之则利在商，国为之则利在国。况方今东海之权，我已与西洋诸国共之，门户阻塞，如鲠在喉，若内无铁路，则五方隔绝，坐受束缚，人游行于海上，我痿痹于室中，中华岂尚有生机乎？

昔魏太武讥刘宋为「无足之国」，以此较两国胜负之数，谓北朝多马、南朝无马也。若今日时势，海无兵轮，陆无铁路，则亦无足之国而已。及今图之，为时已晚，若再因循顾虑，恐尽为他人代我而造之矣。

会通第十三

《易传》言通者数十，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是谓通。难为浅见，寡闻道，是谓不通。今日新学旧学，互相訾謷，若不通其意，则旧学恶新学，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，新学轻旧学，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。终古枘凿，所谓疑行无名、疑事无功而已矣。《中庸》天下至诚，尽物之性，赞天地之化育，是西学格致之义也。《大学》格致与西人格致绝不相涉，译西书者借其字耳。《周礼》土化之法，化治丝枲，饬化八材，是化学之义也。《周礼》一易再易三易，草人稻人所掌，是农学之义也。《礼运》货恶弃地，《中庸》言山之广大，终以宝藏兴焉，是开矿之义也。《周礼》有山虞林衡之官，是西国专设树林部之义也。《中庸》来百工则财用足，夫不以商足财，而以工足财，是讲工艺、畅土货之义也。《论语》工利其器，《书》器非求旧维新，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也。《论语》百工居肆，夫工何以不居其乡而必居肆，意与《管子》处工就官府同，是劝工场之义也。《周礼》训方氏，训四方，观新物，是博物院、赛珍会之义也。《大学》生之者众、食之者寡，即西人富国策「生利之人宜多、分利之人宜少」之说也。《大学》生财大道，为之者疾，《论语》敏则有功，然则工商之业、百官之政、军旅之事，必贵神速、不贵迟钝可知，是工宜机器、行宜铁路之义也。《周礼·司市》亡者使有，微者使阜，害者使亡，靡者使微，是商学之义，亦即出口货无税、进口货有税及进口税随时轻重之义也。《论语》教民七年可以即戎，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，是武备学堂之义也。《司马法》虽遇壮者，不校勿敌，敌若伤之，医药归之，与西人交战时有医家红十字会同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谓九流百家之学，皆出于古之官守，是命官用人，皆取之专门学堂之义也。《左传》仲尼见郯子而学焉，是赴外国游学之义也。《内则》十三年舞勺，成童舞象，学射御；《聘义》勇敢强有力，所以行礼，是体操之义也。《学记》不歆其艺不能悦学，是西人学堂兼有玩物适情诸器具之义也。《吕刑》简孚有众，维貌有稽；《王制》疑狱泛与众共之，是讼狱凭中证之义也。《周礼》外朝询众庶；《书》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，从逆各有吉凶，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。《论语》众好必察，众恶必察，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也。《王制》史陈诗观民风，市纳价观民好；《左传》士传言，庶人谤，商旅市，工献艺，是报馆之义也。凡此皆圣经之奥义，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。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、琐琐傅会者，皆置不论。若谓神气风霆为电学，含万物而化光为光学之类。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，创其制，则是，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，具西人之器，同西人之法，则非。

昔孔子有言曰：「吾闻之，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，犹信。」是此二语，乃春秋以前相传之古说。《列子》述化人，以穆王远游，西域渐通也。邹衍谈赤县，以居临东海，商舶所传也。故埃及之古刻，类乎大篆，南美洲之碑，勒自华人。然则中土之学术政教，东渐西被，盖在三代之时，不待畴人分散、老子西行而已然矣。以后西汉甘英之通西海，东汉蔡愔、秦景之使天竺，摩腾辈之东来，法显辈之西去，大秦有邛竹杖，师子国有晋白团扇，中西僧徒、水陆商贾，来往愈数，声教愈通，先化佛国，次被欧洲，次第显然，不可诬也。然而学术治理，或推而愈精，或变而失正，均所不免。且智慧既开以后，心理同而后起胜，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，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。即以中土才艺论之，算数历法诸事，陶冶雕织诸工，何一不今胜于古？日食有定，自晋人已推得之。谓圣人所创，可也；谓中土今日之工艺不胜于唐虞三代，不可也。万世之巧，圣人不能尽泄，万世之变，圣人不能豫知。然则西政西学，果其有益于中国，无损于圣教者，虽于古无征，为之固亦不嫌。况揆之经典，灼然可据者哉！

今恶西法者，见六经、古史之无明文，不察其是非损益，而概屏之，如诋洋操为非，而不能用古法练必胜之兵，诋铁舰为费，而不能用民船为海防之策，是自塞也。自塞者，令人固蔽傲慢，自陷危亡。略知西法者，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，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，如但诩借根方为东来法，而不习算学，但矜火器为元太祖征西域所遗，而不讲制造枪炮，是自欺也。自欺者，令人空言争胜，不求实事。溺于西法者，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，以为中西无别，如谓《春秋》即是公法，孔教合于耶稣，是自扰也。自扰者，令人眩惑狂易，丧其所守。综此三蔽，皆由不观其通。不通之害，口说纷呶，务言而不务行，论未定而兵渡江矣。然则如之何？曰：中学为内学，西学为外学；中学治身心，西学应世事，不必尽索之于经文，而必无悖于经义。如其心圣人之心，行圣人之行，以孝弟忠信为德，以尊主庇民为政，虽朝运汔机，夕驰铁路，无害为圣人之徒也。如其昏惰无志，空言无用，孤陋不通，傲很不改，坐使国家颠隮，圣教灭绝，则虽弟佗其冠，祌禫其辞，手注疏而口性理，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曰：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。

非弭兵第十四

兵之于国家，犹气之于人身也。肝藏血而助气，故《内经》以肝为将军之官。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，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。

今世智计之士，睹时势之日棘，慨战守之无具，于是创议入西国弭兵会，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，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。向戌弭兵，子罕责其以诬道蔽诸侯，况今之环球诸强国，谁能诬之？谁能蔽之？奥国之立弭兵会有年矣，始则俄攻土耳其，未几而德攻阿洲，未几而英攻埃及，未几而英攻西藏，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，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，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，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。德遂以兵占我胶州矣，俄又以兵占我旅顺矣。廿年以来，但闻此国增兵船，彼国筹新饷，争雄争长，而未有底止。我果有兵，弱国惧我，强国亲我，一动与欧则欧胜，与亚则亚胜，如是则耀之可也，弭之亦可也，权在我也。我无兵而望人之弭之，不重为万国笑乎？诵《孝经》以散黄巾，黄巾不听；举驺虞幡以解斗，斗者不止。苟欲弭兵，莫如练兵。海有战舰五十艘，陆有精兵三十万，兵日雄，船日多，炮台日固，军械日富，铁路日通，则各国相视而不肯先动。有败约者，必出于战，不恤孤注，不求瓦全。如是，则东洋助顺，西洋居间，而东方太平之局成矣。《管子》曰：「寝兵之说胜，则险阻不守。」「全生之说胜，则廉耻不立。」若弭兵之议一倡，则朝野上下，人人皆坐待此会之成，更不复有忧危图治之心、枕戈待敌之事。各省寥寥数军，裁者不复，存者不练，器械朽败，台垒空虚，文酣武嬉，吏贪民困，忠谏不入，贤才不求，言官结舌，人才消沮。诸国见我之昏愚如此、无志如此，于是一举而分裂之，是适以速亡而已。山行不持兵，而望虎之不咥人，不亦徒劳矣乎？

又有笃信公法之说者，谓公法为可恃，其愚亦与此同。夫权力相等，则有公法，强弱不侔，法于何有？古来列国相持之世，其说曰，力钧角勇，勇钧角智，未闻有法以束之也。今日五洲各国之交际，小国与大国交不同，西国与中国交又不同。即如进口税，主人为政，中国不然也。寓商受本国约束，中国不然也。各国通商只及海口，不入内河，中国不然也。华洋商民相杀，一重一轻。交涉之案，西人会审，各国所无也。不得与于万国公会，奚暇与我讲公法哉！知弭兵之为笑柄，悟公法之为讏言，舍求诸己而何以哉！

非攻教第十五

异教相攻，自周秦之间已然。儒、墨相攻，老、儒相攻。庄，道也，而与他道家相攻。荀，儒也，而与他儒家相攻。唐则儒、释相攻，后魏、北宋则老、释相攻。儒之攻他教者，辨黑白；他教之相攻者，争盛衰。欧洲因争新教、旧教，连兵相杀数十年，乃教士各争权势，藉以为乱，非争是非也。至今日而是非大明，我孔孟相传大中至正之圣教，炳然如日月之中天，天理之纯，人伦之至，即远方殊俗，亦无有讥议之者。然则此时为圣人之徒者，恐圣道之陵［凌］夷，思欲扶翼而张大之，要在修政，不在争教，此古今时势之不同者也。

中外大通以来，西教堂布满中国，传教既为条约所准行，而焚毁教堂，又为明旨所申禁。比因山东盗杀教士一案，德国藉口遂踞胶州。各国乘机要求，而中国事变日亟。有志之士，但当砥厉学问，激发忠义，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，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术。国势日强，儒效日章，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，听其自然可也，何能为害？如仍颓废自甘，于孔孟之学术、政术不能实践力行，学识不足以济世用，才略不足以张国威，而徒诟厉以求胜，则何益矣？岂惟无益，学士倡之，愚民和之，莠民乘之，会匪游民藉端攘夺，无故肇衅，上贻君父之忧，下召凭陵之祸，岂志士仁人所忍为者哉？不特此也，海上见闻渐狎，中西之町畦渐化，若游历内地，愚夫小儿，见西国衣冠者，则呼噪以随之，掷石欧［殴］击以逐之，一哄而起，莫知其端，并不问其为教士、非教士，欧洲人、美洲人也。夫无故而诟击，则无礼；西人非一，或税关所用，或官局所募，或游历，或传教，茫然不辨，一概愤疾，则不明；诏旨不奉，则不法；以数百人击一二人，则不武；怯于公战、勇于私斗，则不知耻。于是外国动谓中国无教化。如此，狂夫亦何以自解哉？

至于俗传教堂每有荒诞残忍之事，谓取人目睛以合药物，以造镪水，以点铅而成银，此皆讹谬相沿，决不可信。光绪十七年宜昌教案，先哄传搜获教堂所蓄幼孩七十人，皆无目者，百口一辞。及委员往，会同府县一一验视，则皆无影响，止一人瞽其一目，眼眶内瘪，其睛尚在，其人及其父母，均言因出痘所伤，群疑始释。又如光绪二十二年江阴教堂之案，乃系劣生向教堂索诈，埋死孩以图栽诬，城乡周知，其人当即服罪讯结。此皆近事之可凭者。试思西教创立千馀年，流行地球数十国，其新教旧教，争权攻击，则多有之矣，从无以残忍之事为口实者。若有此事，则西国之人，早已尽为教堂残毁，无完肤、无遗种矣。若谓不戕西人，惟残华民，则未通中华以前，此千馀年中之药物、镪水、银条，安所取之？且方今外洋各国所需之药物、镪水，所来之银条，一日之内，即已无算，中国各省虽有教堂，又安得日毙数千万之教民、日抉数千万之眸子，以供其取求耶？语云：「流丸止于瓯臾，流言止于智者。」荐绅先生、缝掖儒者，皆有启导愚蒙之责，慎勿以不智为海外之人所窃笑也。